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论李白政治悲剧与古代“士”文化精神之关系

李白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但在科举已成为士人入仕之重要途径的盛唐时期,这位平生夙愿是以布衣直取卿相的诗人,却未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从而导致一生之政治悲剧。这一悲剧的原因除了李白自身的性格、气质以及政治素养之外,还有在其身上体现出来的古代士志于道的文化性格,以及盛唐时期所彰显之儒道合流之士林风气。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君士互动

治理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过程,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突出地表现为君士互动。在先秦以前,国家治理中的互动表现为“君士共治”,从舜、禹、武王等的问政,以及最初的巫、觋与王权的积极互动,都表现为“共治”的互动。但是,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君士互动的模式中,重心明显偏向了君权一方,而又由于对君权无法制约,“以吏为师”的结果就是“士贱君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政治构架,士人在君权之下总是惴惴不安,当然也不乏谏政、议政之士人,但能善终者并不多见。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的“入仕”与“入世”情怀,永远是为维护和巩固君王权力效劳。当古老帝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后,士人的政治目标第一次发生了“位移”,即从维护君王的政权转变为挽救国家的救亡图存。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转型过程。     

中国古代的“衣帽取人”

中国古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服饰装束。因而有"只认衣冠不认人"、"衣帽取人"之说。布衣身着布衣者,为平民百姓。"布衣"是平民的代称。     

论布衣及布衣精神的内涵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证了“布衣”从单纯的服饰含义(物质范畴)发展到身份含义(政治范畴),再扩展到具有人格含义(精神范畴)的内涵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集社会人格与个人人格为一体的布衣精神的内涵。布衣是平民知识分子,布衣精神是平民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典型体现。     

中国古代“即身而道在”教育的基本特征——一种具身性教育的永恒魅力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即身而道在":精神修养与身体成长融合为一,身体是精神修养的承载者和发源地,它孕育着精神、包含着精神、践行着精神。人对"道"的追寻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每一个体都是自身成道的主体,即"人皆可以为尧舜"。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身道合一"之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德性化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方法凸显受教育者的主体自觉性和内在超越性;知行合一是"身道合一"教育的必然推演;注重从血脉上感化人、从情感上教育人;忧国忧民之情怀和"以身殉道"之精神成为中国士人之品格与风骨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即身而道在"的具身性教育传统显现出超越时空的价值与魅力:这种教育是对灵肉二分、架空理性的二元思维的超越;是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过度强调肉体感官享受的对抗;为充满复杂性和风险性的当代社会提供了高水平思维,诸如培养受教育者具有一种长远、系统、全面思考能力的整体性思维,在这样的教育中充盈着辩证思维的智慧,所秉持的"中庸之道"正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和中国人处理事务的大智慧的体现。     

“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

“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为了坚守道统,并与政统相抗衡,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     

《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中士人形象比较略说

中国士人的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独特的意义。战国与汉魏六朝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特征明显的时期,《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二书当是解析其时士人风貌精神很可靠的文本。两份文本内蕴的记言方向、记录的历史背景及人物的思想活跃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士人阶层在战国形成,形象各异;经由汉魏六朝承接演绎,更多形成为群体形象。战国时士人的＂行＂、＂兼善天下＂经时空,到汉魏六朝时多呈现为＂藏＂、＂独善其身＂,但二者内在一脉相生,几乎为中国古代士人的行迹奠定了两条遥相呼应的主线。     

虚与实:明清山东士人价值观念在宗教空间的构造

在传统社会,士人面临科举竞争、生存困境等诸多问题,在精神层面难免产生一定压力。而神授托梦的虚构意境,对士人的理想具有一定的指引性。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受神灵所点拨者多是一些符合忠孝节义道德标准之士。因此,宗教信仰中的虚与士人生活中的实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是以道德原则为前提的。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儒家思想之外,那些释道思想虽含有宿命论,却也在士人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超脱现实的人生构造。     

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无边界的,这只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边界观念和边界实践。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应该是有天下表达和边界实践两个维度,"天下"表达是一种开放性的、模糊化的表达,它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表明对世界统治的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古代是以边界的清晰化为旨归的,大体可以分为清晰的边界和中间地带两种类型。表达是一回事("天下"表达的模糊化),实践是一回事(边界实践的清晰化),两者结合又是另一回事(统一于"大一统"诉求)。"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形成了抱合力,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即既此且彼,灵活把握,一切以利于统治为目的,这种智慧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现代人文精神的哲学反思

人类已告别20世纪,跨入扑朔迷离的21世纪。在这百年之交和千年之交的历史转型时期,各国的文人学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思考和探究新世纪的福与祸、喜和忧,关注和展望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虽然其表现形式、论证内容和所得结论相异,但核心均围绕或关涉到,新世纪究竟需要和建设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问题。在新的世纪里,人们的精神世界会更加丰富多彩,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危机,是招致人们困惑、焦虑与不安的主要危险。因此,重建新的即21世纪的人文精神,将成为未来精神世界发展的主题。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浅析《论语》中士与道的关系

《论语》中"士志于道"是"士"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亦可看作士的基本属性。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着的志向。概括地讲,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强烈的参政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而其中士与道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自己的富贵贫贱,不贪图物质生活的享乐;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个人的境遇是否顺遂;对"士"来说,"道"重于生命。     

批判式思维是不是普遍性思维能力?——环绕McPeck的相关论辩

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教育是立基于理性的传统。"二战"后,恩尼斯、马克佩克、保罗、西格尔所建立起的批判思维理念,成为重要的教育目的。但是学者们对于批判思维是不是普遍性思维能力以及能否单独教授有不同的看法。马克佩克认为思维一定联系着思维对象,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批判思维型态,不同意单独设科。其他学者则认为,批判思维有共通性,逻辑或非形式逻辑扮演一定的角色,单独开设可以获得批判思维的技能、态度与能力。批判思维是否单独设科虽无定论,但透过学者们相互之间的论辩,对于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仍可以澄清或提供多元的想象,使教师更能体会批判思维的精神。也期待能使华人世界教育哲学工作者体察西方教育哲学家从事教育哲学的概念澄清与论证精神,进而强化教育哲学的论述。     

论《诗经》士人文化主体精神与社会认同

《诗经》时代的"士"是一个"阶级"、也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的变革,"士"阶级不断扩大,在理性觉醒和时代精神感召下,具有文化知识的士人阶级渐次形成并走向政治舞台,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和"德政精神",由此一种新的士人主体文化精神形成并在社会践行,成为社会文化核心精神。民本思想的显露,疏远了神权巫术,承认了人的至高无尚作用。士人的新思想、新观念朦胧性的成熟及人格理想的形成,同充满活力和野心的时代相结合,得到了社会认同。而诸子百家思想就在这士人文化母体中孕育并形成。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国学大师张岱年的民族精神观的解读

张岱年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主要表现。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的历史内涵,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活、个人生活及生活态度上;厚德载物的历史内涵,主要表现在国家民族关系、文化价值观、人际关系及治国之道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为:促进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铸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推动中国社会的绵延不断的变革。     

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论向秀、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

同是一部《庄子》 ,向秀与嵇康有着不同的解读。向秀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他试图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尖锐矛盾 ,在“人间世”里为乱世士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嵇康则是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 ,他试图通过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 ,于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 ,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前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后者是个体觉醒的必然。两种不同的认识共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浅谈“贵州读本”研究中的倾向性

“贵州读本”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反映了不同的地方意识,若按等级层面分,至少有中央看地方、官吏看地方和民众看地方等区别。近代以后的中国学界,大多关注文人所归属的最后一类,而忽视了前两类。这其中的缘由是中国治学者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