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契丹民族的分布浅述契丹民族的走向简

辽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学术界对于辽朝建立者契丹民族的研究甚多,如契丹族源、婚姻习俗、政治制度等都有论述。然而对于辽亡以后的契丹民族的去向问题研究相当薄弱。为此本文主从：一、内蒙东北及东北三省等地区的契丹人;二、华中地区的契丹人;三、长江以南地区的契丹人;四、随蒙古军东征高丽地区的契丹人等四个方面大致概括了蒙元时期的契丹民族的去向。     

云南契丹人后裔的物质文化

契丹人在蒙元初期随蒙古军进驻云南以后 ,因长期受当地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及古代濮人孟高棉语族的各种物质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 ,其后裔在饮食、服饰、民居等方面 ,逐渐改变了祖国北方古契丹人的习俗 ,形成了具有本身特点的新的物质文化     

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     

论蒙元时代契丹人的贡献

契丹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都发挥了聪明才智。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大辽帝国统治北中国达二百多年,1234年,辽被金灭后,契丹人仍活跃于历史舞台,尤其在蒙元时期,他们又对蒙古统一全国和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族的影响

9－15世纪间居住于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的回鹘人佛教文化昌盛。在与北方民族（如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回鹘佛教也随之为这些民族所接受。尤其在蒙古统治时期,回鹘佛僧地位甚高,他们或充当皇帝与藏族喇嘛教帝师之间的翻译,或充当蒙古皇室贵族的老师,或传扬弘化佛教,深为蒙古统治者所器重。他们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契丹、党项、女真,尤其是蒙古古代文化的发展。     

蒙元与弘吉剌、斡亦剌、亦乞列思部联姻简表

蒙元时期的联姻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蒙元皇室与国外高丽的联姻,以此结成并巩固藩属关系;二是蒙元皇室与国内蒙古外族高昌、汪古、西藏萨迦款氏、云南大理段氏的联姻,以此结成并巩固内属关系;三是蒙元与西夏、金的联姻,以此显示自己的胜利与强盛;四是蒙元皇室与弘吉刺部、斡亦刺部及亦乞列思部等同属蒙古系统但无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的联姻。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蒙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和亲史和政治婚姻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中国古代政治婚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第一,从联姻的次数来看,蒙元时期的联姻至少有136次,比两汉、隋唐时期的和亲次数高出几倍,约为清代的1.76倍;第二,从联姻的对象来看,蒙元时期的联姻与唐朝比较相近;从联姻的地域来看,与唐朝、辽朝的和亲比较相近;第三,从联姻的成效来看,蒙元的联姻对象都在协助蒙元东征西讨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第四,蒙元时期的联姻对清代联姻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动机、特点等方面几乎与蒙元时期的联姻一脉相承;第五,将世代联姻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第六,亲上加亲的特点非常突出。     

《达斡尔族简史》出版

达斡尔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勤劳勇敢的民族。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史学界有两种观点,即蒙古分支说与契丹后裔说。最近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达斡尔族简史》,通过对契丹族的历史变迁和达斡尔历史传统,以及契丹和达斡尔在语言、生、产生活方式的共同点之比较与考证,确认达斡尔族为契丹后裔,解决了久悬不决的族源问题。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

蒙古族是重庆市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重庆蒙古族为蒙元时期蒙古族之后裔,族源甚至还可能追溯到奇渥温家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今日之蒙古族.作为外迁移民,随着社会生活、生产环境的改变,重庆蒙古族数百年来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长期交错杂居,形成了多民族混居、多文化交融的民族格局.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蒙古族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不断实现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与借取,形成了有别于北方草原特色的南方山地农耕文化.     

蒙古族天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蒙古族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文章认为蒙古族族源传说脱胎于萨满教神话,与早期萨满教＂天崇拜＂信仰有着密切联系。从族源传说所反映的经济文化类型来推断,它传承于蒙古人脱离狩猎生活过渡到游牧社会,氏族制解体、早期封建关系得到确立的时期。     

从《花间集》看晚唐五代妇女的首服

本文着重对《花间集》中妇女的发型、发饰、冠饰、耳饰与额妆、眉妆、脸妆、唇妆等情形进行了举例、分析与研究 ,从中揭示了晚唐五代妇女在服饰方面追求雍容、华贵与复杂的审美风尚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     

元末顺帝时期“三农”问题研究

元末顺帝时期,政治腐败,＂三农＂问题突出,主要体现在农民生活困苦、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管理混乱、村社组织涣散等方面,腐败不堪的政府施政失败,导致了＂三农＂的相关政策执行不力,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直接导致了元末经济的崩溃,同时激发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速了元朝的覆灭,还对明初的相关政策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明词》对稼轩词接受情况的调查分析

有明一代,《草堂诗余》盛行,但仍有许多词人热衷于追步辛稼轩。与宋、元比较,《全明词》对稼轩词的接受面更宽,接受度更强。事实证明,在推动稼轩词经典化过程中,明人并未缺席,且为清初稼轩词风的流行作了铺垫。究其原因有三:词学理论的转向、豪放词风的延续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从明词与稼轩词关系入手,可为进一步深化对明词的认识、重新估价明词的历史价值找到一个新的观测角度。     

《西游记》中“红孩儿”原型在元杂剧中的叙事线索

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形象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元代前红孩儿的形象是以鬼子母之子的角色附于佛经中"鬼子母"故事而流传的。元杂剧中其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学形象,但故事叙述的大致线索都已出现,杂剧《西游记》中的红孩儿虽然仍从属于鬼子母的故事,但其对取经故事所起作用已大大加强;同时,元杂剧中也出现了铁扇公主的形象,这为后来吴本《西游记》对红孩儿故事的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叙事元素。吴本《西游记》出于叙事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对孙悟空正面形象塑造的要求,综合了元杂剧中的叙事元素,塑造了红孩儿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     

蒙古族“那达慕”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那达慕”的产生、传承、发展等进行系统研究。由研究可知,“那达慕”在汉语中为盛会、喜庆之意,它源于蒙古族原始的游牧生活。从成吉思汗时期的“依合忽力勒台”到元代的“诈马宴”、清朝时的“乃日”,再到今天的“那达慕”,本质上都是以射箭、赛马、摔跤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集会。第一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在内蒙古的举行,标志着“那达慕”大会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但随着国际化、商业化发展趋势的推进,“那达慕”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开始渐渐流失。       

宋蒙(元)之战中的夔州

夔州作为南宋夔州路首府,乃宋蒙(元)战争中南宋诸路首府之最后沦陷者,其战事之久、抗击蒙元之坚决,实堪宋郡之表率。元军占领夔州,基本完成对南宋疆域的征服,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步伐。了解宋蒙(元)夔州战争,对研究南宋后期川东抗蒙(元)历史意义重大。就宋蒙(元)之战中夔州宋军战备状况、夔州战事本末、支撑夔州长期抗蒙(元)诸要素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揭示宋蒙(元)夔州战争真相。     

金朝女真皇族研究现状述评

在金朝作为国之枝叶的女真皇族是一个颇为引人注意的特权阶层,虽然目前还不见金朝皇族研究的专著,但其研究成果散见于金史研究的论著中。对金朝皇族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元朝就开始了。到了清代,由于满族崛起东北,而且满族与女真族还有着渊源关系等原因,推动了金朝史学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不少论及金朝皇族的论著。清朝以后,金朝皇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儒家伦理道德重建与《三国演义》

明朝统治者和士人认为元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滑坡与沉沦。明初政治文化的使命就是儒学精神的重建,这也是三国故事二度创作的契机。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正时期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戏曲文献简述

自20世纪初以来,清代戏曲文献继宋元明之后,渐受学者关注,目前有关资料已远远超过前代。略而论之,自戏曲作品之发现与著录,至戏曲作品之搜集、整理与刊行,并戏曲史料的介绍与整理,由此三方面的文献整理,已足以勾勒出百年来清戏曲研究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