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适用探究

未成年犯罪现象自产生起就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在我国,如何控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刑事理论与实践的目标与任务。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重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治与帮教。当下,对未成年犯罪人采用非监禁刑已广泛应用于各国。我国也存在着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非监禁刑,但仍然存在诸如非监禁刑种类单一、具体操作不便、监督滞后以及缺乏专门的非监禁刑制度体系等问题。因此,在具体适用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之前应针对现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同时,适度的扩大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的适用也有着特定的价值。     

论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调整

刑罚适用模式是一个国家刑事法律制度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而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仍以监禁刑为主体,非监禁刑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长期受到冷落。为适应日益开放的社会、需要缓解我国监狱行刑困境,为追求科学的刑事政策和谦抑性的刑罚价值,调整我国传统的刑罚适用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同时,社会结构的转型、罪犯构成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又为这种调整提供了现实条件。     

非监禁刑改革的困境与进路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等监管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是对犯罪人不剥夺自由的刑罚.伴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更新,作为与犯罪对应存在的、惩罚犯罪手段的刑罚,应该也必须发生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犯罪的形式、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刑罚的理念和种类就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确立轻缓、宽和、非监禁的刑罚理念,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制度,把能否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作为必经程序纳入法庭审理阶段,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范围.     

刑罚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非监禁刑在我国的前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控制和减少监禁刑的适用,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由于传统重刑主义的影响、"严打"的刑事政策导向、行刑体制的桎梏以及立法技术的粗疏,我国的刑罚体系仍以监禁刑为主,非监禁刑的适用步履维艰。尽管如此,非监禁刑在我国仍有广阔的前景:社会结构的转型、犯罪人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为非监禁刑的大量适用提供了现实条件。     

论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转变

转变我国刑罚适用模式,应正确处理刑罚与严打的关系,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监禁刑机构。     

我国现阶段非监禁刑适用问题初探

监禁刑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弊端。对犯罪及犯罪原因认识的深化、刑罚谦抑性思想、刑罚目的中的教育、矫治观念等是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理论基础。扩大非监禁刑适用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国内外广泛的非监禁刑实践及我国刑罚适用对象性质的变化为扩大非监禁刑适用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引入中国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非监禁刑的大规模适用是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的必然要求,而中国非监禁刑比例极低,应当在立法以及司法层面作出改革:第一,将劳动教养轻罪化,基本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第二,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审前释放和暂缓起诉制度.文章还对当前社区矫正试点中志愿者的角色进行了探讨.     

论非监禁刑执行监督体制的完善

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世界行刑社会化的大趋势下,我国非监禁刑罚的适用比例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非监禁刑执行监督工作也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对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缺乏足够关注,对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的理论研究欠缺,以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以期完善我国非监禁刑执行监督体制。     

非监禁刑的理论根基与中国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必要性

从中国刑事法的语境来看,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外对罪犯适用的较为轻缓的刑罚方法、措施和刑罚制度的总称。非监禁刑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源于刑罚目的观的发展、刑罚谦抑性思想、标定理论以及行刑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顺应世界刑罚的非监禁化趋势的需要,有必要扩大我国的非监禁刑的适用。     

传统监禁刑的弊端及出路

传统监禁刑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弊端：不仅矫正效果有限,反而使罪犯变得更坏;监狱行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严重不人道现象,也损害了其正当性基础。传统监禁刑进行自我完善与改革,一方面,要推进监狱行刑社会化、科学化、人道化,促进监狱社区化、小型化;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短期监禁刑的适用,倡导社区刑罚。     

试论我国少年警察制度的建立

少年警察对于预防少年违法犯罪、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作用重大。我国的少年警察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为完善我国的少年保护机构和少年司法机构体系,更好地实现预防、惩治少年违法犯罪和保护少年的目的,我国应当建立完善的少年警察制度。我国少年警察制度的建立包括机构设置、职责确定和人员配备三个方面,其中,职责确定是核心部分。      

法经济学视野下物联网立法研究

运用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和指导立法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立法的重要方式,物联网的立法也离不开法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我国的物联网建设起步较晚,相关配套的立法工作尚未启动,法律监管的缺位与物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入法经济学的博弈理论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剖析物联网发展过程中政府、研发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立法需求,探求我国启动物联网立法工作的动因,进而论证立法的必要性,将有利于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司法对策——以广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有利于深入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刑罚及矫正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增强教育矫正效果,预防重犯。目前我国存在着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适用范围受限、社会调查程序缺失、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不明确、社会调查方法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结合作者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该项人格调查制度的若干建议和措施。     

论民意与死刑实践--一个互动关系的视角

在我国,死刑的立法和司法适用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司法实践中死刑大量适用的现实又在不断强化这种群体意识。在民意与死刑的适用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在民意与具体的死刑判决之间拉开距离,以限制死刑的适用,并进而削弱死刑的民众心理基础。     

关于我国量刑建议权的若干问题思考

探讨了我国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介绍了我国量刑建议权的立法体现,提出了我国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构想。     

完善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角色定位的思考

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应当被定位为规则制定者、协商服务者、争议的调停者和履行监督者四重角色,目前在政府角色定位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别是：干预范围失度、相关规定不明：主体培育和信息提供服务缺乏：政府机关之间协调不够,三方统一调停机制滞后;监管理念存在偏差,引导激励性监管措施缺失。应当确立依法干预理念,提高立法位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培育工会主体,建立协商信息提供制度;加强三方联合协调,推进调停机制建设,具体调停中防治结合;完善工资集体协商监管制度,引入引导性监管手段。     

论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兼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比较

作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死刑立法与公约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一是在实体规定方面,我国立法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力度不够;二是在程序规定方面,我国立法对死刑适用的法律程序要求偏低。立足于完善我国死刑立法和更好地履行国际法义务,笔者建议我国立法减少死刑适用罪名、扩大死缓适用范围、统一死刑复核程序、加大减刑和赦免力度。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对未成年犯罪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

在现有刑法体系下,根据有关规定可以推导出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无期徒刑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逻辑上的合理结果。从而,无期徒刑在事实上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死刑本身就是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精神的体现,与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并不矛盾。如果在适用第四十九条的基础上再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款来处罚,就会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现行刑法第四十九条和第十七条第三款相互限制、联系、区别,从最终结果看,二者中只会有一条被适用,不会也不应出现同时被适用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