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问责：机制缺失及其治理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的缺失,使得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并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

行政问责制可望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要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框架,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严格划分权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社会问责刍论

社会问责是对行政问责的深化和发展,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当前我国社会问责存在主要不足有: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程序化程度不够,问责对象和问责范围不明确,问责配套制度的不完善.构建社会问责的对策是: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公民参与,培育和塑造积极的问责文化,加强社会问责制度的建设.     

基于4S分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过程,分析了目前地方行政问责制中的4S现状分析,即Subject、Scope、System和Standard,进而提出了通过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明确问责范围,拓宽问责领域;健全法律体系。克制问责制度缺陷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监督政府职能。     

行政问责制的阻滞因素及其对策分析

目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既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亮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还存在问责主体间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匮乏、异体问责力度不够等诸多阻滞因素,需要在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政府的绩效考评机制、完善异体问责、加强问责法律规范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研究这些阻滞因素的影响并给予对策性建议对于落实和发挥行政问责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我国高校社会问责缺失分析——公民资格视角

公民资格理论主张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目前,我国高校社会问责制度未能充分发展,除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不健全、公民意识的缺失外,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在加强高校问责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应在公民资格理论的指导下,培养和激发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更好地完善我国的高校社会问责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坚持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界定责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问责制法律体系；推进行政文化建设，形成问责的政治氛围。     

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

阐述了行政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分析了当前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提出要从坚持权责相符原则、强化异体问责力度、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等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     

行政执法规范化路径论析

行政立法和行政问责处于行政执法的两端,研究行政执法规范化的路径不能仅着眼于行政执法本身,行政立法的规范、行政问责的到位也是必须考量的因素。从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和杜绝立法者自身利益渗透两个方面可以有效规制行政立法;树立执法者公民赋权意识、程序意识和公正意识,可以从内心信念维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及时、有效、全面的行政问责,不仅能监督行政执法行为,还能救济相对人受损的权利。     

社会问责主体运行的实践逻辑与完善路径

在当下中国，作为行政问责的一种外部问责形式，社会问责在行政问责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实践功能，其主体资源主要包括民主党派资源、公民资源、社会组织资源、新闻媒体资源等，其运行逻辑主要是通过政治路径、行政路径、司法路径来启动对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然而，在问责过程中，相对于被问责对象，社会问责主体资源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在行政问责体制的设计中，社会主体资源没有直接实施问责过程的权力。其实践障碍主要体现在我国社会问责存在选举与问责尚未直接勾连、社会问责启动缺乏标准、司法路径问责的独立性不足等方面。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问责主体运行，需要紧紧扣住保障行政透明、通畅问责渠道、夯实问责权力等基本着力点，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探究

当前,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通过强化异体问责,拓宽问责途径;明晰问责对象,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法律,坚持依法问责;健全配套制度,创新问责方式等措施,完善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

"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方式,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实现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广州市恩宁路改造案例说明,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还未达致国家与社会协作式的公共参与状态,但是,公共议题的提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公共参与的逐渐回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在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中,这种以公共参与为基础的社会问责逐步成为可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行政不作为的政治问责

行政不作为的政治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因自身或下属行政不作为而应承担的政治上的不利后果。该责任源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政基本原理,同时,政治—行政二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注脚。国外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的常见形式主要有公开道歉、引咎辞职、职务罢免,主要问责机制有质询机制、辞职机制、倒阁机制(罢免或撤职)、选举机制等。完善中国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制度,落实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必须实现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的法制化,同时应健全以异体问责机制为重点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机制。     

公民网络问责：行动逻辑与要素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问责政府及其官员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网络问责一般要历经网络曝光、广泛参与、汇聚信息、真相揭示、形成压力、产生结果等阶段。成功的公民网络问责应当具备网络问责主体积极参与、网络问责环境良好、问责信息及时公开、问责事由确凿等基本要素,但网络问责必须以传统的体制内问责作为最终保障。     

我国行政执法中公民参与的现状及其完善

公民参与行政过程是现代民主行政学公正行政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我国行政执法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摒弃特权思想,公民提高参与意识,加强相关立法,健全参与机制,完善法律责任和救济措施,是推动行政参与制度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