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薯．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论曹丕《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的《典论·论文》提供了许多新内容。"诗赋欲丽"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推到极致。但作于建安末年的《典论·论文》,其主旨却是要消弭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的抵抗情绪,使士人与世无争,惟以著述为追求。     

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主张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它注意到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指出了不同体裁文章的特点,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肯定了文学的价值,从而推动了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     

《典论·论文》创作时间之我见

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时间有建安十六年、太子时期、黄初初年前后三说。分析文献及史实,可以发现它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太子时期,因其创作与《与吴质书》、《与杨德祖书》关系密切,而《隋书·经籍志》对当时书籍存世的记载对确定该文的创作时间下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经过史实研究,可以精确地将《典记·论文》创作时间定位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至建安二十三(218)年二月三日之间。     

在汉魏之交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一文在文学批评史上无疑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当我们把该文置于汉魏之交的多维语境中去重新解读时,就会发现曹丕对文章的真实看法并非如其在<论文>中所言.其"文气"说的提出也是因循借鉴的成分较大,开创意义并不显著.     

《典论·论文》与曹丕的政治立场

《典论·论文》历来被学界认为是文学理论领域的一篇重要著作,其地位和贡献无需赘言。而从＂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出发,我们也必须看到曹丕作为曹魏政权的统治阶级,其文学理论必然带有政治色彩。本文将从曹丕所处时代,与其弟曹植夺嫡风波和其政治首领的地位几个政治因素出发,证实此文与作者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历史地存在于曹魏政治这个语境中 ,与它关系至深。具体而言 ,则《典论·论文》表现的以才情衡人论文的新标准与曹魏政治中“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互为表里 ,其批评“文人相轻”又与曹魏政治中的打击“阿党比周”相呼应。两汉德治主义与两汉文评的道德评价同曹魏能治主义与此期文评标准审美化 ,形成鲜明对照 ,又逻辑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再者 ,曹丕的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纽结 ,亦使这一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现实的     

概论曹丕《典论·论文》

按王运熙对古代文论的四分法,魏晋南北朝为文学理论批评的成熟繁荣期.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扩大,涉及到当时出现的所有文体;指导思想比汉代解放,不再强调"依经立论",重视日常生活的抒情写景,即教化、审美并驾齐驱;更重要的是产生了有分量的文学理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等单篇文章;以及挚虞的<文幸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文学理论专著.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篇较完整且自成体系的文的专论,确实接触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是自<毛诗序>以来最重要的文论作品.     

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观，“文气”说的创作论，“文非一体”的文体论，并针对“文人相轻”提出“审已度人”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从而确定了曹丕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端——试析《典论·论文》的艺术特色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篇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对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其知名作家进行了分析评价，而且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问题做了客观的总结。     

二曹辞赋论

二曹留存下来较完整的辞赋有70余篇.按其创作动因及赋旨,可分军旅、娱游、感怀、咏物四大类.二曹辞赋有题材相同、赋旨相近、手法相似之处,但大多数篇章显现出选材、立意和艺术手法独特的异样风采.     

"抑丕扬植"倾向的形成与演变

在建安文学接受史上,对曹丕、曹植兄弟人品文才的评价,存在着"抑丕扬植"的倾向。直至明清时期,王夫之等人竭力予曹丕及其作品以高度评价,以至一度出现"抑植扬丕"的状况。"抑丕扬植"倾向在整个接受史过程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形成与演变过程既具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受众文化的心理特征,即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权威崇拜的心理定势潜在地支配着读者的接受活动。由此亦可见读者期待视野之变化及文体兴废的历程。     

吴质在丕植政治斗争漩涡中的双重身份

吴质虽出身寒微却想出人头地,才学通博而不甘为文士,足智多谋又飞扬跋扈,他应时而动,虽遭贬谪,但终被封侯。他在与曹丕曹植的交往中,是曹植的文友,是曹丕的心腹与谋士。因此,他在丕植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具有双重身份。     

曹睿对魏文学的贡献

雷睿是一个被冷落的建安诗人，历代论者都不太看重他。其文学的成就虽不能和乃父、叔、祖并论，但他设立崇文观，召集文士，制诗度曲，创作一些很有特色的乐府诗，继承建安风骨，为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再到文学接受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地位和作品影响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文学传播在起作用。对于那些生前文学成就相差不远的作家来说，后来地位距离的逐渐拉大，传播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指挥棒。曹丕、曹植兄弟即是一例，二人生前各拥才赋，难分轩轾。但历代以来，二曹不再并肩驱驰，曹植风骚独步。这其中，文学传播对二人的地位差异之形成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曹操父子的酒情结

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英雄文士常举杯高歌,抒情言志.曹氏父子嗜酒,对酒有着深厚的情结.曹操造酒、献酒、劝酒,留下了“煮酒论英雄”,“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佳话;曹丕爱饮酒,常和邺下文士举杯高会,给生活平添了丰富的色调和乐趣;曹植饮酒不节,张扬了他的豪情,也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和痛苦.曹氏兄弟与建安文士在游宴活动中举杯畅饮,激发了他们的才情雅兴,首创大量的公宴诗、赠答诗.这种生活行为,影响历代迁客骚人.曹氏父子的诗酒风流、生活习俗,与谯地发达的酒文化密切相关.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曹操《短歌行》诗解辨笺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横槊赋诗”说；配合《求贤令》而作说；宾主酬唱说等，可谓众说纷纭，持论不一，应予辨析。《短歌行》章句解释可以更细致一些，以显原委。     

论《洛神赋》为曹植辩诬之作

黄初二年，曹植与甄后同罪，灌均所告发曹植之罪，正是有关曹植与甄后关系的弥天大罪。曹植确于延康元年四月去了鄄城，但不是就国，其时的身份仍然是临淄侯，其去鄄城乃是一个任性的行为。从《洛神赋》描写的情况来看，其中不仅有大量明显的甄氏的身影原型，更有两人之间交往的细节原型体现。曹植所要反复申辩的，是两者之间最后的归结点，乃是“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