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浅论《史记》的互见法

本文旨对《史记》的互见法进行重新分类，将互见法分为互补互见、详略互见、对比互见、存疑互见、名实互见和传赞互见，从而探讨互见法的功用，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解释和阐述。     

《史记》“互见法”浅议

史学名著《史记》的“互见法”是司马迁处理史料、表达史观、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它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客观史实的主观认识和倾向性,而且体现了《史记》整体性的严谨构思。注意到“互见法”在《史记》中的作用,我们对司马迁不     

评“哥儿”形象的人格魅力——夏目漱石自身的写照

《哥儿》塑造了一个勇于挑战日本传统教育制度的正直纯粹的青年“哥儿”的形象，极具人格魅力，是夏目漱石自身的真实写照。     

历史语境中的潘金莲

潘金莲是一个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义侠记》沿袭小说《水浒传》的男权视角;话剧《潘金莲》注重人性解放内涵的挖掘;川剧《潘金莲》从不同视角中审视潘金莲的沉沦。不同的文本,展现了在不同语境中形象的变化和历史文化内涵的侧重。     

郭璞《方言注》在辞典编纂中的价值

郭璞《方言注》在词典编纂方面的价值有四:规范词语,溯源探流;释义简约而不简单,注音用“互见法”;阐释词的理据;订正增补辞书。     

《论语》中“士”的思想探微

“士”形象的构建和形成折射出孔子一生的追求和进取。本文试图从《论语》中“士”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入世意识、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清高意识、重义轻利五个方面来探讨《论语》中“士”的形象。     

《伊芙琳娜》中的奥维尔勋爵形象

书信体小说《伊芙琳娜》是18世纪英国女作家范尼·伯尼的代表作。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该作品被重新发掘和阐释。人们倾向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该作品，却忽略了男主人公奥维尔勋爵这一人物形象。笔者认为，该作品中的奥维尔勋爵形象不应该被边缘化，值得我们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本文从“灰姑娘”主题中的王子形象；“父亲”形象；“女性化”的情人形象三个方面分析和阐释了奥维尔勋爵。     

五十年来的“狂人”研究——关于形象和主题

本文对建国以后学术界关于“狂人”形象和作品主题的研究成果作出概括和评述，从一个侧面勾勒出《狂人日记》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五十年来人们对《狂人日记》理解的逐步深入且接近正确，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史记》的互见法

互见法是撰史的一种方法。把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运用互见法,其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一、互见法详此略彼,叙述史事条理分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五体结构撰史,因而能容纳丰富的历史材料,这是其优点。但是,一个人物的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总是错综复杂和彼此牵连的,所以,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若是一个一个人物分散来写,势必会造成记事重复冗赘,这又是五     

论两千余年来屈原形象的历史演变──兼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内涵

在汉代，屈原身上最显著的“怨怼”、“忠贞”这两种精神被发现，之后，又以文章英杰、辞赋宗祖的身份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从宋到清，屈原由“怨怼”所生发出来的反抗精神被清洗干净，而变成了千古忠君第一人，从而完成了封建时代对原原的塑造。现当代，屈原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又否定、再肯定的过程，最终以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被当代文化所接纳。     

试论史书中的冼夫人形象

冼夫人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冼夫人最为本源的文化内核,要系统研究以冼夫人文化的本质内涵很有必要从有关她本传的史料了解文学形象的真实原型。本文从正史《隋书》、《北史》、《资治通鉴》和明清广东的省、府、县地方志有关冼夫人本传史料记载中探讨史书塑造的历史人物最初文学形象。     

文学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分析

成吉思汗在东西方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叙述者笔下,成吉思汗的形象也略有不同。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受长生天庇护的蒙古英雄,在17、18世纪史书中他身上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在《青史演义》中他则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和蒙古民族英雄于一身。国外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有正面也有负面,但都带有西方误读东方的色彩。我国当代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受到演义小说的影响,90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品则从多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读书》杂志中的马克思形象

《读书》作者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诠释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变化：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分别被意识形态化、边缘化和知识分子化。目前《读书》中马克思论说的主流是：马克思的形象逐步地被塑造为承载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这一塑造过程又恰恰是作者们的“自我塑造”过程。《读书》杂志在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同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的强调——甚至稍有领先，开一代风气之先。     

也谈项羽殉难于何地——与计正山同志商榷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计正山同志一篇题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的文章,对项羽乌江自戕的史实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民间传闻”造成“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作者立论的主要依据是《项羽本纪》论赞中的“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和《高祖本纪》的“汉五年……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以及《定远县志》有关阴陵、东城归属于定远等记载;至于太史公“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一段真实、生动描述,则认定是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无非是“巧借一‘欲’字,将发生在乌江一段民间传闻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借“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因此,方引起了“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作出种种臆度误解”。     

成就冼夫人“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初探

从冼夫人如何成为“巾帼英雄第一人”入手，分析了冼夫人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当时的文化背景。从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等方面展开探讨；冼夫人所处的南北朝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是其中一个因素；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冼夫人的智勇双全成就了她的生前身后名。     

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狼”——从重新解析《中山狼传》谈起

通过重新解析《中山狼传》,可以发现“狼”的“恶”形象乃是中国人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和情感的介入造成的.     

易貌留神 情理共存——陈妙常形象转变分析

《玉簪记》女主角陈妙常是人们所熟知、公认的一个敢于反宗教、礼教，追求自由恋情的艺术形象。但其宗教身份的不确定性及符合封建礼教的“指腹结姻”，使之带有一定复杂性。不拘生活真实的戏曲创作现实和“美形取胜”的戏曲美学特征使作者对形象采取“易貌留神”的艺术处理，明代社会状况和宗教礼教文化对作者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周隋禅代与周宣帝“不堪承嗣”形象的建构

周宣帝的谥号形象,与《周书》等史书的记载有很大差异。“宣”字作为谥号,属于美谥。史书中的周宣帝却生活淫乱、极度暴虐,导致了北周灭亡。这种差异是北周、隋、唐为了宣扬“天命在我”,彰显本朝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所导致的。透过周宣帝历史形象的变化,可以看到政治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影响。     

也谈项羽乌江自刎原因──与吴仰湘同志商榷

也谈项羽乌江自刎原因──与吴仰湘同志商榷叶永新项羽乌江自刎，史学界一般认为是战败被追自杀。吴仰湘同志《项羽自杀原因新探》一文（载《晋阳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以下简称吴文）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以为吴文很有新意，给人以启迪，但其中的说法是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