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谴告与汉儒说诗

:灾异谴告说风靡汉代朝野 ,具有不容置疑的无上权威性。它积淀于每个儒生的灵魂深处 ,内化为一种思维定势。汉儒每每以灾异谴告说诗 ,指陈时弊 ,警醒人君 ,大大强化了诗的匡恶功能 ,成为《诗》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天人合一”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天命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也使民众对政权的认可转变为对统治者与天命之间的关系的认可.并且形成了双重性的认证方式:短期内,通过对话语权的控制来宣称对天命的拥有;长期内,则通过俘获人心来证明不负天命.这种独特的认证方式衍生出古代中国的两大政治法则:结果重于过程和以实力论英雄.这两大法则恶化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同时,灾异谴告的模式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频繁的改朝换代、大规模的战乱、长时间的高压统治成为古代中国的常态.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灾异与“文景之治”

汉文帝时期共发生4次灾异,汉景帝时期共发生22次灾异。频繁的灾异使得汉文帝汉景帝心存敬畏,因而采取重农务本、免除劳役、大赦天下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并利用灾异加强中央集权,对他们的施政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文景之治＂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     

西汉灾异奏疏研究

西汉灾异奏疏是以当时天人合一的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它的兴盛同西汉中晚期的国事日非,社会混乱有密切关系。西汉灾异奏疏既具有温柔敦厚的经学文风,又有激切疏直的言事态度,同时由于文中怪异现象的充斥,又显得荒诞瑰奇。这些奏疏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对强权政治所作出的独立批判。     

西汉灾异奏疏刍论

西汉灾异奏疏是以当时天人合一的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它的兴盛同西汉中晚期的国事日非,社会混乱有密切关系。西汉灾异奏疏既具有温柔敦厚的经学文风,又有激切疏直的言事态度,同时由于文中怪异现象的充斥,又显得荒诞瑰奇。这些奏疏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对强权政治所作出的独立批判。     

论西汉的灾异奏疏

西汉灾异奏疏是以当时天人合一的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它的兴盛同西汉中晚期的国事日非、社会混乱有密切关系。西汉灾异奏疏既具有温柔敦厚的经学文风,又有激切疏直的言事态度,同时由于文中怪异现象的充斥,又显得荒诞瑰奇。这些奏疏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对强权政治所作出的独立批判。     

殽天地之化——从灾异思想看董仲舒的气论

董仲舒的灾异理论存在着谴告和气感两种形式。谴告形式的灾异论在具体解释过程中有其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气感形式的灾异论弥补了这种局限,笔者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董仲舒“毅天地之化”的气感论。这种理论对之后气论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的祥瑞与灾异初探

宋代是一个科技繁荣的朝代 ,但也是祥瑞灾异等迷信十分盛行的一个朝代 ,对宋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其中 ,“天书事件”将对祥瑞的崇尚推向了顶峰。史学界对此事件的研究已经较为详尽。但是 ,据我所知 ,从宋代的祥瑞灾异的总体出发 ,系统地加以研究 ,目前尚无。笔者愿书一管之见就教于方家     

《诗经》灾异诗述论

中国是一个多灾国家,灾异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一直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诗经》中不乏对自然灾异的描写,这些记载可以说是对灾异的形象而生动的再现。检索发现,《诗经》中涉及自然灾害的诗歌达到36首,占305篇总量的十分之一强。这些灾异诗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学性较上古灾异诗有了很大的提升。     

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

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唐人因为推崇汉朝,对来自汉朝的思想观念接受较多,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论、对策和诗歌中,该观念对唐代文学的作用小于瑞应和封禅。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董仲舒“灾异”说之确立

灾异说往往以某种自然灾害或者不寻常的自然现象的出现来作为推断国家施政正确与否的标准,并用来预测和指导未来的施政方向。汉代的灾异说其兴盛一方面受“革命”理念遭抑制的外缘背景所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灾异思想发展的自身脉络有关。灾异与道德政治相关联在先秦由来已久,由早期朴素的天命观,到战国时代阴阳学说的渗入,使得天象与人之关联的内在理据逐渐显豁,至董仲舒始将灾异说与感应说相结合,以五行对应五事,并将灾与异以小大、前后相贯通,使得灾异理论从此得以规范化、体系化,奠定了公羊灾异说的理论基础,也直接影响了纬书和何休的灾异说。     

杜甫灾异诗的“天人感应”解读

杜甫记录灾异的诗,受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写灾异的同时更多是在批评时政的失误。一般来说,在天人感应的解释中,灾异是上天对人君施政失误的谴告。上古时,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所以经学中对灾异的天人感应解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观念在杜诗中都有反映。杜甫灾异诗注重描写灾异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批评的表达多比较含蓄。只有结合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才能读懂杜诗记录灾异背后积极关注时政的用世之心。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了认真探讨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从《汉书·帝纪》中的灾异记录看西汉社会思想

<汉书·帝纪>中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这些灾异数量众多、类型不一、分布不均,对西汉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统治者们应对灾异,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对灾异的记录和各种赈灾措施的施行反映了西汉社会的民本思想、附会思想和经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两汉天人话语中太尉的灾异责任之考论

太尉为秦汉时期的高级官员,属于三公之一。其职权范围虽然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掌兵统武、参与军国大事决策的权力却始终为律令所保障。在两汉的天人话语体系中,司马主天的共识使太尉与天道发生了联系而获得天公之名,三公分责又进一步成为太尉面对灾异承担责任乃至被策免的依据。在复杂的灾异政治中,司马主天、三公分责又成为皇帝转嫁道德责任、巩固自身统治以及外戚和宦官打击政敌、排斥异己的理论武器。因而,以太尉为代表的三公不得不成为两汉灾异政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