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理念的变迁及其成因——以1950年代的四部文学史著作为例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四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这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书写理念可以概括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将文学存在视作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广到文学史的阐释之中.这种文学史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作者怀着真诚的政治热情,试图运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去研究新文学史,但是理解未必很透彻、运用未必很圆熟,而且受流行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规范的制约,因而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今天回顾这一段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从得失成败中获得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与启示.     

论新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

２０世纪最后３０年西方史学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社会科学化史学研究范式虽然都被继续使用着,但重视文化对历史的塑造作用,重视历史书写的主体意义,让史学耳目一新。从对辩证法的新理解并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视域,本文把这一时期的新史学定义为新历史主义史学。从史学方法论上看,由于新历史主义史学的方法论突出地显示在对辩证法的新理解和运用上,与运用辩证法为方法论的历史主义史学形成否定之否定关系。新历史主义史学是对历史主义史学的回归,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性回归,而是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如果仅仅把这一时期的史学概括为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概括只注意到了新史学突出的特征,而忽略了整体性并 有所遗漏。本文以莫兰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为立足点,从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及其逻辑关 系方面,提炼出新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并辅之以案例进行说明,最后进行了学术史评价。新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对辩证法有新的理解和运用,这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视域

新历史主义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一枝独秀的一股创作潮流,其特征及多义性给当代的文学批评提出了许多问题。在人性视域方面,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关注于人的自然性,将人的本能、感性对理性的质疑以及贪婪与执著等哲学意义上人性的弱点和盘托出,同时也在书写着关于理想人性的寓言。     

“断裂性”与“当代文学史书写”

本文认为,对＂断裂性＂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史书写＂研究的深入。引入＂断裂性＂视域,重视断裂性的文化内涵,有力的突显出文学史书写中对于叙述中的统一性和平顺性追求的文化底蕴,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特质。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历史”与“文学”的共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

当代文学史写作自"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后,就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一直存在着变动性乃至对于书写者的挑战性。从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现状出发,并结合已有的文学史写作,进而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进行反思。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现代化进程中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反思——以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诊断范式为视角

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形态被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也必然存在着因现代性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范式主要有四种,即理性主义范式、历史主义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和风险社会范式。这些范式的理论视角虽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现存问题和发展方向、对于反思问责制给领导干部个人带来的影响及问责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学史实的概念分析与文学史的范式反思

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把文学史实当作自明的、毋须验证的基础来对待,文学史料学和文学编年强化了这一观念。文学史实这个概念本身也使研究者认为文学史实是历史中存在的事实的集合。为了指出这种观念的根本局限,必须引入范式以转换视角。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是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形成了稳定的范式,文学史实也是此时锻造出来的概念,它恰好不是真的事实,而是在范式形成过程中塑造出来的理论观念。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引发对既有文学史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由刘熙载引出的若干思考──《刘熙载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前言

本文对历经１０年而著成的《刘熙载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一书的基本思路和理 论框架进行了总体反思和梳理,并借助中国文化“百年回眸”的契机和当代精神谱系的微妙调 整,对书中若干观点进行了参证、校证和补证。本文认为,本世纪以来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 也正如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一样,过分依傍西方学术范式,或许在某个地方丢失了“钥匙”,但 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不会泯灭,而会在当代条件下重新发扬光大。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论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与文学史观

本文从九十年代出版的两部当代文学史入手,分别从文学史的叙事方式、构成方式以及文学史观三个方面就文学史的写作方式进行历史纵向地梳理与探讨,进而试图寻求当下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自新中国成立即已开始,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结束.苏区叙述在文学史编纂中的起伏变化直至"离场",关联着文学史书写的整个思潮背景的动态变迁,也关联着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的不断调整.在如今倡导"文化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语境下,将苏区文艺重新纳入人民文艺的叙事脉络,使其重返文学史场域,以期完整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图景,其应成为传承苏区精神的重要路径与课题.     

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

新历史主义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历史叙事,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进行了偏离,同时偏离了中国当代以来形成的由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历史话语,以及在进行历史叙事时所惯用的写实立场;它是又一次后现代式的解构行为,并成为退归于文化边缘的批判话语。中国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有《白鹿原》、《灵旗》、《红高梁》和《叔叔的故事》等。     

章学诚与海登·怀特文史观之比较

同样是探讨历史的书写问题,中国乾嘉时代的章学诚与当代的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都将目光聚焦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上。前者提出以文济史的治史方法,后者构建了一整套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两者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又有着根植于不同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的根本性差异。文章通过对两种文史观的比较,揭示了它们的异同,并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     

沉稳中的积淀与开拓——近年出版的女性文学史类著作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文学史类著作的出版再次呈现出一个高潮,截止到2007年底大约出版了10部左右,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种编撰与书写思路：通史类的女性文学史书写、类别性的女性文学史书写和女性文学史类教材的编撰与出版。其中,《女性文学教程》有着比较突出的特色。     

新历史小说的命名焦虑

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小说＂经历了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命名阶段,即便到了今天,对各种名称使用的随意性依然充斥在有关的评论中,尤其是众人对中国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混淆往往令大量的争议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中国学者们在西方强势理论话语面前的自卑感与焦灼心态。     

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梅杰专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评析

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个人立场与历史细部相结合,坚持还原历史,论从史出。这一重写不仅以新的史料质疑了部分儿童文学研究的主流定论,也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关系、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本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性与作品成就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承影响关系等。这些关系有所区分地整合进了文学史的叙录评断之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范式。“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观的对照书写,突显了中国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儿童本位”的重要意义,对此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为例

建国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将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相结合,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从于新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演绎。新文学史的“革命知识论”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也在《大纲》的指导下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