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论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是基于其特定理论基础之上的系统化思考,这一理论基础即是以思想、政治上的“大一统”为社会控制的理想目标,教而后善的人性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为社会控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由此出发,董仲舒对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合理性、权威性作出了论证。     

河北省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河北省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很多方面均有创新与突破。在研究资料方面,对旧材料的史料价值作了进一步的发掘,并十分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在研究论题方面,既有对旧有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有对开拓性新论题的探索,且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层面研究并存。     

略论董仲舒对诸子思想的整合

本文认为,董仲舒在吸收诸子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的理论体系,由于与所处的时代相切合,其政治学派便登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董仲舒天人之学非宗教性之审视——以奥古斯丁为背景的反观

董仲舒被指斥为“神人大巫”,而奥古斯丁则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都与神学分不开。但如果将董仲舒思想中的“天”和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念、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和奥古斯丁的神人关系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董仲舒本人与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缺乏构建一个完全属神的世界的主动和热情,董氏之学始终开不出西方宗教式的理路。     

论董仲舒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独立的人与自然关系论,中国历代思想家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人、自然都是天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从天人关系中来梳理。汉儒董仲舒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工具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系统,其中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可以为今天的生态研究提供借鉴。     

论董仲舒的三大历史解释模式

董仲舒的历史解释活动中包含着三大模式:配景模式、合理性解释模式和法则解释模式.三大模式源自于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历史事件的道德意义、历史人物的道德动因,以及从历史中演绎出来的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法则,为他的政治哲学作论证,这表明,董仲舒研究历史的范式是"以史为经",历史哲学,不过是他进入政治哲学的一块踏脚石.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思想来源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兼采诸家之长,吸纳、融合了墨、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时代特征。“大一统”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在汉代政治初步实现“大一统”的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     

论董仲舒对荀子逻辑思想的接受

接受研究就是侧重于研究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意向性选择.董仲舒对荀子的逻辑思想意向性选择主要表现在"类推"的认识方法和"名实"思想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出两种接受方式:顺接受和逆接受.董仲舒这种接受取向受先秦哲学在汉代的转向以及董仲舒对"天"的哲学建构影响.本文从接受学视阈出发,厘析、考辨、梳理他们之间的学说承继关系,论述接...     

论赣东采茶戏的"草根"特色

赣东采茶戏经历了采茶歌舞、茶灯、采茶戏三个发展阶段,是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小戏,题材内容上较多反映农村生活,关注草根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特征,语言的乡土气息浓郁,在创作和演唱上均显示了民间艺术适应性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