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油画研究班"立足本土的现代性审美诉求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在华各部门的大部分专家,国内需迅速组建自己的专家队伍完成文化建设及现代化改造的任务.在中央美院,拟继续聘请苏联专家教学的计划,只得改为由国内专家主持油画研究班(简称"油研班")的教学.     

中国经济类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历史发展

中国经济类教育的发展有一个"西学东渐"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过程.它经历过20世纪初对日本、美国等国家经济类教育的介绍和模仿;1950年代对苏联经济类教育的照搬;1980年代以来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类教育的学习与借鉴.中国经济类教育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些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这对于当今迅速发展的经济类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20世纪20年代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专家治国运动"在苏联的兴起主要缘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而在当时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只能是来自旧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新经济政策"为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地位提供了可能。帕尔钦斯基和恩格迈尔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为了能让工程师在国家恢复和建设中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最终在苏联实现专家治国的目标殚精竭虑。"专家治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局对技术专家的不信任,一系列冤假错案不仅导致国家建设人才匮乏,也使苏联工业化走了不少弯路。如何客观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及启示

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只能选择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但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反思中出现了严重失误,这些反思失误对后来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苏联专家与焦作中马村竖井建设

焦作中马村竖井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工程之一,是焦作地区苏联专家人数最多、指导建设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1955年到1958年间,苏联专家在援助中马村竖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专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导致了竖井1958年两次淹井事故的发生。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专家陆续撤走,这给了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机会,最终依靠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制服了英国、日本和苏联三国工程技术人员都无法制服的煤矿地下水灾害。焦作中马村竖井于1970年简易投产。     

苏联专家在中国

20世纪50年代,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为新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两国交恶,专家撤走。在中苏争吵的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相互指责的经常性话题。     

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战略思考

毛泽东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不论是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中国"工业化",还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都始终蕴含着国际战略思考.毛泽东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必须钻研现代国防,必须下决心发展尖端科学技术,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完成中国工业化,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     

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0世纪尤其是从"五四"到"文革"之前的这个阶段,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20和30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直接影响。文革结束后,苏联文学模式不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选择,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借鉴。     

“新思维”的破产与《资本论》的复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在世界舞台上的不断崛起表明,共产主义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成为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然选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强调抽象的全人类利益出发,导致苏联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动荡和经济状况的迅速恶化,被西方认为是共产主义的"终结者"。然而今天,苏联解体以后的全球化进程和伴随这种进程的一波又一波金融危机,使整个世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资本论》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真正指明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运动前夕,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并参加莫斯科会议,这次出访活动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赶超英国",既与其在国内反"反冒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时,莫斯科会议使毛泽东感到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受到了经济束缚.为消除经济束缚,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毛泽东决心发动大跃进运动.     

中苏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经济——二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

2 0世纪 5 0年代至 6 0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 ,不仅影响中国的政治 ,也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模式弊病的暴露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但不久探索便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促进了中国的自力更生 ,但对自力更生的片面理解 ,却又助长了“闭关自守”的倾向 ;由中苏关系恶化引发的“反修防修”斗争则使 6 0年代的中国经济政策急剧“左”倾 ,使中国经济再次陷于停滞状态。     

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

大跃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创作违背艺术规律，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从事诗歌创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急就章，内容上以表现个人崇拜、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斗地决心和“三面红旗”为主，人物类型化，结构公式化，语言普泛化，以空洞的说教代替了形象思维。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艺术的品性。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论

1 95 8 - 1 960年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 ,也掀起了扫除文盲的“大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 ,由兴到衰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 ,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 ,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一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学术研究不能搞大跃进

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现状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博德里亚所说的"内爆",即纯形式内部的"增殖"、膨胀,是统计数字上的"大跃进",可以说几乎是当年大跃进运动的又一次历史性的学术版重演。原因大致有三个:一可谓是"穷国学术政治",是急于发展的赶超意识所致。二是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全民动员模式、大跃进模式的老调重弹,遗韵回响,或曰旧病复发所致。三是受西方社会的"官僚体系"、工具理性、技术意识形态、数理计算模式的影响所致。其结果诱发学术犯罪、学术腐败,引导学术吸毒、学术卖淫,逼学术之良为学术之娼。我们已经到了应该大声疾呼:救救学术的时候了!因为已事关学术的存亡与发展大计。     

论政治传播与大跃进运动高潮的形成

大跃进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一次错误实践。撇开其荒谬性和危害性,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领袖传播、组织传播、媒介传播等几个方面的合力作用,对在极短的时间内,能使大跃进运动成为全国普遍性的高潮加以分析,以期对现在的政治传播机制构建有所借鉴。     

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问题研究评述

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和缺点?如何正确估计和看待这些失误和缺点?这些问题在大跃进时期便有较大争议,目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大致说来,学术界在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的得失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水利化运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失误和值得汲取的教训,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二是认为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有得有失,失误太多,得不偿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水利建设运动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笔者认为,一味否定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而过分强调失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一味肯定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成就而不承认出现过失误,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总体上看,大跃进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是: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七分成绩,三分失误;成绩巨大、教训深刻。      

刘少奇与大跃进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 ,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 ,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 ,从 196 1年开始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 ,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基于“大跃进”运动中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较多于各地刮浮夸风、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导致人们从众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的文化心理、群体压力和群体凝聚力以及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场景性、互动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合了群体行为,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它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     

柯庆施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提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之一,也是导致“三年灾害”的祸根之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坚决支持并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人民公社化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在3年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人民公社的弊端暴露无遗,但柯庆施仍然极力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正确总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制造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