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马林《自由篇》译述与改写的文化调适

《自由篇》的译述与改写是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译者身份和价值观的调适下,其间译述与改写的文化调适主要是文本形态和文本立意的调适,最终指向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种将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调适有助于上层阶级接受西学,从而使得源语文本的西方进步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     

近代文学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以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为例

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其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西方文化带来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也带来了近代文学精神内涵的变化,但近代文学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吸收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注意到与本土文化资源的融合。其中对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的吸收具有很大典型性。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进入近代文学,得到了"民本"思想与族群意识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在保持其现代性内涵的基础上,体现了相当大的民族特征。这种外来文化资源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条重要途径。     

略论《知新报》会通中西文化的思想

《知新报》与康有为关系密切 ,基本上秉承了康有为等对中西文化的看法 ,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知新报》认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在诸多方面不如西方 ,应向西方学习 ,但同时认为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 ,把西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化所固有 ,企图以此来减少引进西学的障碍 ;又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大量翻译介绍西政西艺西学 ,成绩斐然 ;认为天下公理本质上并无中西之别 ,中西文化最终必然走向融合之路 ,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 ,中国文化也远非至善至美 ,只有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才能使中学发扬广大和西学行之无弊。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男人与女人 中国与美国

中国本土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应该有根本不同的内容和特征,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早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就已经产生了以鲁迅文化思想为核心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必须与"五四"新文化、特别是鲁迅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明末西学东渐重评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即学术界习称的西学东渐，是从利玛窦来华开始的。明末由耶稣会上传入的西学，是“古学”还是“新学”？这是评价西学东渐首先遇到的一大问题。这里的所谓“古学”，是指古代中世纪文化，“新学”则指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近代文化。长时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严重歪曲历史，过分夸大耶稣会上把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真相。而国内前哲在把被西方学者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时候，则又不免矫枉过正，认定“耶稣会的本质就规定了他们不可能传来真正的科学”，他们不仅“不可能带来作为思想解放与思想革命的产物的近代…     

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

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向中国输入进来大量的西方器物与文化,对清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学与清代文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对清代的思想、学术和文化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历史,超越"夷夏之防"的固有思维模式,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与选择——戊戌时期士大夫“保教”主张及中西宗教文化认同论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其主要体现就是西方宗教文化的大举进入,极大地动摇了儒教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围绕如何处理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教的关系问题,戊戌前后中国士大夫提出了取代论、融合论和并存论等应对方案,特别是提出了"保教"主张。"保教"主张的提出虽有其深刻的原因并被很多士大夫认同,但由于存在诸多局限,很快衰微,进入20世纪初年被佛教复兴和"存学"主张逐渐取而代之,文化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孔教的兴起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伴随着印尼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起初是通过华人家庭、庙堂、宗祠的祭祀和家庭、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开始自觉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宣布孔教为印尼华人的宗教,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泗水文庙则开始实施每星期做礼拜的孔教仪式。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儒学的现代价值与发展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当代,儒学的文化基因,需要我们去解析;儒学的价值,需要我们去发掘。儒学的发展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一致,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的发展方向,通过全方位审视,多维度研究,科学地整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自身的价值。     

试述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8～9世纪,唐朝与新罗在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往,一方面唐朝对新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字、儒学、律令典制、佛教等方面都促进了新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罗在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时,对唐朝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中国外交中的多元思想：实践与源泉

中国多元外交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尊重主权平等和坚持非干涉原则、实施审慎的多边主义、主张多极化和国际民主,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等。多元思想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基础,其来源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传统文化（历史因素）、追求现代化的国家身份（行为体因素）、东亚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和冷战遗留（体系因素）,以及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作为特殊国家的认知（观念因素）。然而,建立在多元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外交实践将遇到美国霸权与欧盟规范化等西方的挑战。     

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及历史影响

明清之际处于社会转换中的中国知识群体，虽然对传入的西方科技抱有某种包容心态，但由于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学的惰性同化作用,以及知识群体对待事物的功利性的政治与道德趋向,他们把西方科技仅仅定位在对儒学价值观的操作性手段的补充意义上,无法体认和借鉴吸收西方科技背后深刻的文明内涵,致使中国社会错失了一次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中国文化输出在电影艺术中的“融”与“变”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灿烂悠远,博大精深。但当今大体上还是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中国文化正面临着"被忽视、被冷漠"的危机,这使我国文化产业的进出口呈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中国的电影人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电影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电影产业输出思路。在这条路上,许多中国电影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融合与变化。本文将对近些年中国一些电影中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融合变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变化的发生原因、利弊存在等问题,并提出一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