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建立艺术教育五年制专科“三位一体”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艺术教育五年制专科培养多能一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初中艺术师资的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套专业课、文化课、师范技能课有机结合、“三位一体”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三位一体”的关键是“一体”。要使“三位”真正融合为“一体”，就必须以民族精神、审美教育和师范教育为灵魂、精髓和纽带，以“需要”和“够用”为原则，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     

试论中医知识体系之建立──兼论对老庄哲学的诠释

中医强调了一种不同于平常感官知觉的“认知”方式──“心“，或“神”的“感知”，经由这样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身体观”及“自然观”。甚至中国传统的老庄及儒家哲学之建立，也和这种认知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像艺术（比如文学、书画、音乐、园林建筑）及术数（比如卜卦、命相、拳术、内丹修行）等领域，都受到了它很深的影响。这样一种对“心”“神”作用的肯定与强调，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的“自然观”、“人生观”、“身体观”及“审美观”都和它紧紧相依。     

和谐图书馆的认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并且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和谐”既是哲学范畴，又是社会科学范畴。它的内涵，中华民族的先哲史伯、晏子、孔子等作了比较深刻的概括。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们把“和”与“同”作为对立的范畴进行比较论述，而结论无不是“取和弃同”。因为“和”则生生不息，为君子所为；“同”则穷途末路，为小人所作。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论“义”与“感情”——两种婚姻一般条件的比较分析

“义”与“感情”分别作为婚姻的一般条件利弊互见。“义”较之于“感情”，在对婚姻本质的揭示上，更准确、客观一些。并且，“义绝”之“义”有效实现了婚姻制度与整个法律体系的贯通和协调，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指引方面，具有明显的正向立法价值。将“义”与“感情”作比较，不是试图从立法上用“义”来取代“感情”，而是要进一步说明，法律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立法者，必须正视和尊重法律科学的规律性，以此来改进我们的立法。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提升重庆文化品位

“礼仪重庆”、“诚信重庆”、“知识重庆”和“魅力重庆”，四个短语组成口号，近一年间在重庆的新闻媒体和街头广告上频繁出现，令人耳目一新，怦然心动。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意境”与“诗性认识”互释

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全面论及了“诗性认识”的对象、“诗性认识”在灵魂里的深度、“诗性认识”的活动机制及其表达方式。以此分析中国的“意境”学说，可以发现：“意境”表现了人和自然在精神本体上的统一状态；从艺术风貌来看，“意境”呈现出了“韵味无穷”和“情景交融”的特征；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意境”采用了“虚实结合”手段。通过“诗性认识”理论，中国“意境”学说的本质和美学特征可以得到更为完整和清晰的阐释，而中国的“意境”学说也为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提供了艺术上的根据，两者通过彼此获得了另一个阐释的维度。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语言、存在与哲学家园

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表明了语言与存在的不可分割，二者是表里关系，语言与存在“同在”。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工具，而是更具体、更实在的语言，是和“存在”“同在”的“语言”。哲学所思、所说的那个存在，是具体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哲学家”与“存在”同“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真的不是一种理论的工作，而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而存在性语言，则更需要生活。于是，哲学离不开母语。坚守自己母语的同时，应努力将不同语言的哲学思考成果化解，使之成为自己的语言，从而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总的战略企图，分为侵占中国、“南进”和“北进”三个组成部分。实现这个战略企图的次序则是“先中国，后世界”，首先进攻和独占中国，实行“中间突破”，然后实行“南进”或“北进”，或者“南北并进”。中国抗战粉碎了日本的“中间突破”计划，困住了日军的主力，箝制了日军“北进”计划的实施，延缓了其“南进”的步伐。在中日战争长期化、日美矛盾尖锐化和德国侵略战争扩大化的世界战略态势之下，日本终于铤而走险，实施“南进”政策，经过从“良机南进”到“有限南进”和“南北并进，优先南进”以及从“优先南进”到“专事南进”三部曲，走上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     

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和行为规范

可持续性发展”是２１世纪的战略性课题。“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一种理念，是对传统的“非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发展理念”的变革。文章认为，只有树立发展的系统性理念、长期性理念、综合成本理念、有限目标理念、科技推力理念，才能实现从“非可持续性发展”到“可持续性发展”的转变。而“理念”是人们行为表象的理性概括，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必须对非可持续性发展的行为加以矫正，按着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建立新的行为规范，倡导追逐综合经济效益的行为、树立全局为重的决策行为、强化国民“将来意志”的行为、推崇资源节约的消费行为导向。这就要实施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法制化、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决策的科学化、发挥“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共同作用，来推进理念变革和行为规范。     

读shēng还是shèng？

“不胜其烦”、“不可胜数”是两个比较常见的成语，意思分别是“经不起烦扰”和“数不完，极言其多”。满足这两个结构槽的成语还有很多，如“不胜枚举、不胜杯杓、不胜感激，不可胜言、不可胜计、不可胜用”等。其中，“胜”的读音，成语工具书标注有异，有的注shēng，如《汉语成语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万条成语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汉语近义反义成语辨析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这部成语词典收录了“不胜枚举”和“不可胜数”条。     

汉语结构同义和结构多义的类型及语用分析 ——兼议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关系

以“小三角”为视角，以现代汉语“动核结构”和“非动核结构”为对象，分析了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存在的“错综”关系，及其中存在的“同形同构异义”、“同形异构同义”等结构同义、结构多义关系，认为这些结构同义关系和多义关系的语值不同，并指出结构同义的区别、结构多义的化解都受到“句管控”。     

“白马非马”论析

“白马非马”这一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主要命题，自公孙龙著《白马论》提出之后，便遭到先秦其它各派及后人的批判，认为这是“欺世惑众”之说，是割裂一般和个别的诡辩命题，至今哲学及逻辑界仍对此争论不休。本文将具体分析《白马论》、《白马论》与《名实论》的关系以及“白马非马”中的“非”字等，证明“白马非马”并非诡辩命题，“白马非马”中的“非”不是人们日常所谓的“不是”的含义，而是“不同于”、“不等于”、“有异于”、“区别于”的意思     

“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兼与“以人为本”比较

“民贵君轻”不是一个命题而只是一个话题，是孟轲由此出发来肯定其核心观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由头。这种“得乎……而为……”句式，潜藏着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本的奥秘。它与“养民”说、“诛一夫”说，与“王道”“仁政”和“与民同忧同乐”主张相表里，贯穿了《孟子》全书。作为口头禅的“民贵君轻”，就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盲点。它遮蔽了此话题所有关于“以天子为本”的实质内容。为深入考察，本文分析了孟轲的教育背景、游说对象和心理动机，也追溯了孟轲之前“民为邦本”说、“民为君本”说和所谓的“以民为本”说之源头．指出了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将具有宗法性和皇权主义特征的“民贵君轻”说与具有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做了比较，并说明了根本差异。     

试析陈确对“人性善”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人性善”是我国思想界的传统命题，作者认为，适应我国明清之际反对程朱理学脱离现实、空谈心性、倡导所谓“实学”的需要，陈确进一步发挥“人性善”学说，认为“人性善”即人的“气”、“情”、“才”善。进而他指出，人性善恶之别，是后天“习”作用的结果；人性之善是建立在人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基础上的，从而赋予“人性善”以实践的品格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