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及荒芜怀古伤今 --鲍照的《芜城赋》和茅盾的《香市》比较谈

鲍照的<芜城赋>和茅盾的<香市>是古今文章中的经典之作.在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上惊人地相似,相互辉映.同时又在选材、旨趣、语言上各具匠心,相互争美.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中西文论视域中的"赋、比、兴"

"赋、比、兴"乃<诗经>和中国古代诗歌借物象与事象传达感动并引起读者感动的三种表达方式,是心物之间互动关系的反映."兴"是由物及心,"比"是由心及物,"赋"是即物即心.它与西方在"形象与情志关系"上的最大不同在于,西方的诗歌创作多出于理性的安排,从而降低了"兴"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而成为不重要的一环,其八种"情志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仅类于中国诗歌创作中"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中的"比"的手法.     

论"《春秋》无达辞"的解释学意义

"<春秋>无达辞"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董氏对<春秋>文辞叙述特征的一种概括.针对此种叙述特征,董氏提出了"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应对策略.从董仲舒对<春秋>具体事例的解释来看,他首先预设了<春秋>神圣的立场,并在解释过程中注重独修义的挖掘,在方法上通过以例见法,最后抵达"从变从义,一以奉天".这种解释体现了他对经典所包含共时伦理的把握,并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解释立场.由此观之,经典解释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一种伦理活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爱君诗笔有奇气--从林黛玉形象看曹雪芹的诗人气质

中国古代小说还在幼年时期,诗歌就开始渗入其体了,魏晋南北朝的<搜神记>、<世说新语>都不乏例证.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古代小说便展示出"文备众体"的特征,即在用散行文字叙述事情、塑造形象的同时,又加进诗词曲赋等多种文学样式,使小说的语言形式丰富多彩.其中,以主人公本人的赋诗填词来抒发感情更是古代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司空见惯的一种手法.在这方面,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而在<红楼梦>的众多诗人当中,最为杰出的则要属林黛玉了.无论在<红楼梦>这部名著中,还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林黛玉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个性诗人,给人以最为浓厚的诗意.其诗作,凄丽清婉;其诗论,主性灵,重神韵,贵创新;她还是善于教诗的先生;她的名篇名句无不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她的人格理想和不幸意绪;对名人名作,如<西厢记>、<牡丹亭>等,她的接受能力比一般的诗人更有诗人气.在林黛玉的诗词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塑造这一"诗人"形象的作者曹雪芹的身影,聆听到的是他所独有的诗人的呼吸,从而感受到他那种挥之不去的浓郁的诗人气质.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论"老骥伏枥"的"伏枥"

<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老骥伏枥"解>一文认为"伏"通"服",作服食、喂养解,"枥"用的是马槽义.本文与之商榷,结论是"老骥伏枥"的"伏"是"伏卧",不能释作通"服"、释为"服食、喂养";"枥"是"马厩"而不是"马槽".     

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

<招魂>内容和先秦典籍再次证明,<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辅"当为"君王",非人臣屈原所可当得;<招魂>所招失魂归返的"恒干",乃在郢都"故居",而不在"江南",与身在放逐之地"江南"的屈原"自招"方位完全不同;"屈原自招"说不能圆说<招魂>序言"牵于俗而芜秽"之义,更缺少推翻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的事实证据,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郑声淫"考论

有关"郑声淫"的传统解释,多不离<诗经·郑风>,或认为"郑声"则<郑风>,或认为"郑声"乃<郑风>之音乐.前者与"思无邪"及<诗>之为经相抵牾,后者乐淫而诗不淫的观点有违"诗乐一致"的原则.事实上,"郑声"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新声",与<郑风>无关.<郑风>与"郑声"虽然都不脱郑俗的影响,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前者虽难掩其浪漫与野性,但却自然、纯净,符合孔子时代的"无邪"标准;后者则以满足声色享受为目的而有涉于淫,故孔子称前者为"无邪",而斥后者以"淫".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关于唐西州蒲昌府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唐西州蒲昌府的等级问题。以往研究者认为蒲昌府应为中府或下府,本文认为应为上府,作者从蒲昌府的地团、蒲昌府的员外折冲和员外果毅、蒲昌府官员的仗身人数、出土文书的有关记载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在论证的同时,作者还对相关出土文书进行了梳理,对蒲昌府官员的身份及蒲昌府辖境的镇、戍等军事机构进行了讨论。     

杜甫、严武“睚眦”再考辨——与傅璇琮、吴在庆先生商榷

杜甫、严武之间是否有过一次严重的酒后冲突,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当杜甫对自己有失敬言行时,严武的态度,在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两者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通过文献记载、严武的性格、杜甫若干诗歌的迹象三个方面的讨论,应该认为:杜甫、严武之间有过一次严重酒后冲突事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王符经济思想论

王符当对时社会经济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卓见的经济观点。他认为,"人地相称"是农业建康发展的条件,并将其与边防相联系,主张移民充边。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怀,他要求统治者惜时爱日,保证农民的劳动时间。在传统重农抑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新的本末观。另外,王符还针对浮华成风的社会弊端,提出了崇尚节俭的思想。王符的经济思想多有创新之处,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不乏启发和借鉴意义。     

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

现今学术界基本认定的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实是千年误读。实际上,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的,这可从杜赋文本和当时历史文献资料得到证明。关于献赋的时间,历史上有三说天宝九载冬、十载、十三载。但自从钱谦益认为“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十载献赋明矣”以后,则众口一词无疑义。而钱氏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与时俱进：马克思“跨越”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就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的论点.同时,马克思也提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是有条件的第一,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第二,社会主义道路是多样的.这两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傅斯年与吴晗

傅斯年(1896 -1950)与吴晗(1909 -1969)两人的交谊史,启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透过描摹两人的情谊历程,可以为傅斯年这位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提供个案的观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游往来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傅、吴之间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历程,亦或可以个案样态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     

富贵气:唐宋词与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富贵气”是唐宋词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音乐文艺的词体性质决定了唐宋词有别于诗特别是唐诗的富贵面貌。词的富丽的艺术气质与词人多出身尊贵有极大关系 ,在内容笔调、抒情笔调和语言面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 ,唐宋词在“富贵气”上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 ,成为唐宋词区别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