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明的《论语》学

陆德明在对《论语》源流演变详细考述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论语》观。其《论语音义》一书,从字句、注音、释义、句读四方面对汉魏六朝的《论语》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保存了许多重要的《论语》研究史料。《论语音义》标志着《论语》学汉学系统的终结,在《论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及魏初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论焦循的《论语》学研究

焦循对《论语》的研究,是为补充邢昺的《论语注疏》而作,其特点是重义理而轻考据.他对"一以贯之"、"异端"等孔学真谛作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以《论语》来阐发《易传》思想,又以《易传》来印证《论语》之说,从而正确地把握孔子的思想脉络,给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治学启示.另外,通过对《论语通释》原稿本与定本之间关系的考辨可以看出,《论语补疏》是研究焦循《论语》学的最为完备的文本依据.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语集解》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论语集解》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既关系到六朝论语学与儒学的诸多情况,又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状况、选举用人制度等密切相联。对之加以探讨,兼具学术史、思想史等多方面价值。     

《论语》“学”的哲思

《论语》中的“学”具有学习、学问、学说、学派、练习、模仿、觉悟、教授等诸种含义，其中可以把“觉”理解为“学”之体，其他含义为用。这种理解有助于实现《论语》哲学的持续建构。     

试论中国古代的《论语》学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它在中国古代共经历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形成期,期间,<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及对<论语>的注解几乎同步进行,<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诞生.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大增,出现了两本对后世<论语>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专著<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这两本书也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新的注解体例.第三个时期是衰落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锐减.第四个时期是复盛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激增.产生了<论语>学史上两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论语注疏>和<论语集注>,注解方式也趋向义理化.第五个时期是总结期,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新成果.     

何晏《论语集解》探微

《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此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语》与跨文化交际

学界认为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然而 ,若从跨文化交际的两个基本内容 :文化本质的研究及人们交际行为的研究来看 ,则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儒家代表作《论语》已具备之。《论语》不仅就现代跨文化交际学提出的文化差异性、交际差异性、交际和谐性进行了探讨。同时 ,孔子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宗旨也与现代跨文化交际学相似。在这一意义上 ,《论语》可称得上是“跨文化交际学”的雏形 ,孔子则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先驱倡导者     

东汉《论语》训释的礼学意蕴发微

东汉儒者抱持通经致用之旨,在《论语》训释中着重还原礼学的历史传承,推阐礼学的现实功用,透过辨析礼容、考述礼制、发挥礼义等方式展现儒家礼学的丰富意蕴。包咸训释《论语》承继西汉儒者依文衍义的特点,着重阐扬礼学的教化功能。马融对《论语》的诠释则参酌《仪礼》《周礼》,通过经典间的互证以考订礼制,显示出训诂之学对章句之学的逐步取...     

《论语》公理化命题选登

按照定义、公理推导出众多的命题，是《论语》公理化诠释的主要成果之一。这些命题，分为“立德”、“从政”、“为学”三部分，基本涵盖了《论语》的重要观点，体现了孔子思想的逻辑体系。本文选登其中的若干条，以供研究探讨。     

《论语校释辨正》评介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汉至明清,专注《论语》的著述代不乏见,其声名彰显、影响深远者,就有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近现代以来的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也学界公认的佳作。这些著作涉及了《论语》的文本校勘、名物研析、史实考证、文字训诂及译释等诸多方面,均属于《论语》基础性研究的范畴。这些著作具有深厚的学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学"在《论语》范畴体系中的逻辑地位——论孔子的"学"之哲学伦理学

“学”在《论语》中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除此以外,“学”还在逻辑上延展为认识论和伦理学、天道论范畴,最终服务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从而使《论语》表现出一定的文本逻辑合理性。分析“学”在《论语》中的逻辑地位有助于全面阐发《论语》的内在逻辑和现代价值。     

《论语》首句"学"诠释中的仁学分化

《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为全书枢要。朱子以效训此句之学,学与习相表里,心与理相涵养。阳明再传弟子胡直以觉言仁,觉即明觉、灵觉,十字打开,既有溥博之横摄,又有渊泉之纵贯。胡直弟子邹元标以愿学为宗旨,《论语》首句之学即觉即悟,以本心之明觉含摄一切,以本心之灵觉达之一切,以透悟超越一切。邹元标以《易》之时义贯通此学,以《论语》初编末句"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呼应首句之时。总之,此学既有实行义,又有超越义,以效训学与以觉悟言学诠释各有侧重,二者在对立中相互融摄,总体上丰富了孔子仁学的思想内涵。     

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

在西方学术思潮和本土文化语境的综合作用下,日本近代的《论语》研究者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参与近代文化的构建。文章以学术文化思潮与《论语》学的内在关系为切入点,拣选几种代表性论著加以分析,从怀疑主义文献批评、实证主义“原典批判”、原文及注疏的史料批判、孔子语录材料的否定、皇权论诠释等几个方面,把握日本近代《论语》学的新变及其内在特质,并就其是非得失作一学术观照和客观评骘。     

《论语》疑义举例

《论语》结集和传授过程的复杂性,使得今天我们见到的通行本《论语》仍然存在诸如逻辑不通、多字少字、断句歧异、文字重出以及语意接近等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从文本出发,重新发现和梳理这些问题,不仅是解读和阐释《论语》的前提,而且在《论语》学研究中具有基础作用。     

《论语》“仁”学体系考论——兼及《论语》思想体系的“内隐”特征

《论语》"仁"学论争主要集中于"仁"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定义，是否具有体系性。《论语》中孔子以特定语境中的"省略式"清晰阐释了"仁"本质（爱人）及其临近属概念"德"，朱熹相关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可为证。《论语》中还阐释了"仁"本源（孝弟）、价值（利国利民），并进一步具体阐释为以"爱人"为其内核的"恭、宽、信、敏、惠"，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克己复礼"等实践要求，以"仁在其中""近仁""鲜矣仁""不仁"等形成"边界"，与老子、苏格拉底比较，是轴心时代早期最为清晰的概念定义且沿用至今。除了解释"仁是什么"，《论语》中还阐释了如何"为仁"，何为"仁者"，由概念、实践特性与实践主体构成完整的元儒"仁"学体系。《论语》"仁"学立足于实践智慧与社会效益，确立了具有鲜明是非、爱憎且注重利国、利民实绩，既非求全责备、也非徒有虚名的"仁者"条件，对于现代人类伦理构建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价值。     

《论语》"学而"章辨义

《论语》首篇首章《学而》中的三句话次第分明、联系紧密。从文本的角度看,《学而》居于《论语》首章首篇,蕴含着先秦至两汉学者的文本共识;从思想的角度看,《学而》谈"学"谈"行",学行结合,反映出孔子勤奋求学、艰难行道的一生,凸现出孔子生命的力度和人格的魅力。因此,将《学而》置于《论语》首章首篇是有深意可寻的。     

刘宗周《论语学案》探微

《论语学案》是刘宗周在万历年间教授学生的讲稿,代表了他不惑之年前后的学术思想。刘氏虽学宗程朱,但又深受心学影响,在理学和心学交汇下,其治学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在《论语学案》的注释中有明显的体现。其一,重慎独,针砭王学末流;其二,统合理学、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