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唐代传奇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作家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摹拟前人的优秀作品。蒲松龄也曾采用这个方法来体认和吸收唐代传奇的艺术经验。他的《续黄粱》、《莲花公主》、《织成》、《葛巾》、《武孝廉》在唐传奇中有其蓝本。鲁迅先生说蒲松龄“抚古”、拟唐人小说,强调了蒲松龄学习唐代传奇的事实,揭示了《聊斋志异》的主要艺术渊源。蒲松龄自己在《聊斋自志》中也把《聊斋志异》比作干宝的《搜神记》,在《感愤》诗中把它比作洪迈的《夷坚志》,当他郑重地为该书命名时,用的也是唐人语汇:“志异”二字出于沈既济的传奇杰作     

《聊斋志异》创作风格的形成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毕生致力于科场应试与志异创作两大事业,前者是他的理想追求,后者是他的情趣寄托.笔者试从这二者的关联中就其创作风格的形成进行一些探讨,以期进一步理解古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优秀篇章.     

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略

蒲松龄是我国清代的文学巨匠。他的《聊斋志异》闻名中外,是我国文学宝库中闪烁着奇光异彩的珍品。 对于蒲松龄的族别,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蒲松龄应是回族人的后裔。考略如下: 一、蒲松龄在《族谱序》(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三卷)中云: 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     

试谈《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这大概是《聊斋志异》的成因之一。《搜神集》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滥觞,而《聊斋志异》则是《搜神记》的继承和发展,它把志异小说推向了难以逾越的高峰,成为古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应该说,《聊斋志异》在作品的内容上是借鉴了《搜神记》,但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却大大地超过了《搜神记》,例如作者在篇末精心撰写的“异史氏曰”,就是一大特点。我们都知道,西汉的司马迁做过太史令,所以在《史记》的“论赞”中用了“太史公曰”,为后来的修史者所沿用,成为古代史书的体例。而《聊斋志异》所写的     

评藤田桔贤教授的聊斋研究——“近五十年日本聊斋学研究”之四

藤田祐贤教授的聊斋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蒲松龄及其著述(主要是《聊斋志异》)的资料整理、甄别和研究,《聊斋志异》与民间文艺关系的研究,以及《聊斋志异》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并在以上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蒲松龄和陈淑卿》的几点商榷

田泽长先生的《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对蒲松龄所撰《陈淑卿小象题辞》作了一番诠释和考证之后,得出结论:陈淑卿乃是蒲松龄于刘氏之外的另一位在患难中结褵的夫人,《题辞》“表达了他和陈淑卿生死离别的情感”。 可是,我们细读《题辞》,並参考已知的蒲氏生平材料,怎么也无法得出“田文”那样的结论。我们认为:蒲松龄决没有经历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遭遇,《题辞》并不是他为悼念亡妻而作,而是应别人请托代写的。     

蒲松龄与王鹿瞻

文章通过对《王氏家传世系族谱》的检索，考定了蒲松龄郢中社友王鹿瞻及其相关史料。蒲松龄与王鹿瞻从郢中时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王妻虐父家庭变故导致二人关系最终破裂。这一变故既是蒲松龄创作《马介甫》的主要诱因，也是蒲松龄创作的心理和现实双重郁积倾泻的突破口。     

《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杰出的作家蒲松龄的短篇文言小说集。它的版本很多,篇数也多寡不一,根据三会本统计,共约五百个短篇。《聊斋志异》不仅以包含的短篇小说数量之多见称于世,而且通过对那些花妖狐魅的形象塑造,奇人异事的记述,对封建社会中黑暗的政治,腐败的司法,弊端百出的科举,进行了既曲折而又猛烈地抨击;对广大人民被压迫的痛苦生活,对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寄予了深切地同情。这位曾迷恋科举、才华横溢,而又终身潦倒、受尽冷遇的作者,在那文网森严、动辄得咎的封建主义最专制的清代,怀着满腔的孤愤,辛勤地从事志异故事的搜集和创作,从而使这部短篇小说集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动人的艺术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蒲松龄研究的一部新作——读汪玢玲的《蒲松龄与民间文学》

汪玢玲教授所著《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自问世以来,引起学术界同行专家的重视,并于1987年5月荣获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细读《蒲松龄与民间文学》全书,觉得这的确是一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学术专著,它不仅在蒲松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成果,而且也为研究古代其他有成就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新的研究角度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取得新的成就,首先是和作者准确地选择了新的、适宜的研究角度分不开的。蒲松龄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作家之一,他和人民及民间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民和     

蒲松龄《画马》象征系统与其《族谱序》史实的比较

分析蒲松龄短篇小说《画马》的象征系统，并将其与蒲松龄《族谱序》史实进行比较，可以断定蒲松龄族属为蒙古族，《画马》所表现的主题是民族民主主义思想。     

蒲氏远祖乃中原汉族

许多蒲松龄研究专家在研究蒲松龄及其著作的同时,对蒲松龄的族属问题也做了诸多考证。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真相,笔者根据家族史料及其他史料对蒲松龄的中原汉族族属做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分析,从而断定蒲氏乃中原汉族而非其他。     

庆应大学藏本聊斋俚曲《琴瑟乐》文本考议

本文对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所藏蒲松龄遗著———聊斋俚曲《琴瑟乐》的文本作了考辨，研讨该本较国内存本多出的诗文和重要异文的真伪与正误，以释此曲整理研究中有关文本原貌的疑难与歧见，并对庆大藏本的价值作出评估     

试论《聊斋志异》进步的审丑观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优秀的短篇小说集，它的内容极其丰富，作者以进步的审美观塑造了许多个性突出的美好形象，同时也以进步的审五双刻画了大量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丑的形象．这些作品寄托了蒲松龄的”邓债”．本文报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一、“丑”在艺术上的价值在理解《平斋志异》进步的审丑观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下“丑”在艺术上的价值。何谓“丑”？“丑”是与“美”相对立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以拙劣的物质形式显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歪曲．”①“丑”是“假”、“恶”的集合，是对“假”与“恶”的感性显现．“丑”…     

读蒲松龄《<帝京景物选略>小引》

蒲松龄是我国清代初年的文艺大师,他的《聊斋志异》象一朵永不凋萎的鲜花,摇曳多姿地呈现在我国古代文学的文苑中。但是蒲松龄为我们留下的艺术理论不多,除了他的《与诸弟侄书》和《聊斋志异·新郑讼》中提出:“谁谓文章无经济哉!故志之以风有位者”等引人注意的言论外,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就很少了①;因此重读他的序跋文《<帝京景物选略>小引》,对进一步了解他的文艺思想,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帝京景物略》一书,是明代末年“竟陵派”作家刘侗和于奕正合写的一部地理专著,详细记载了北京城内及近郊的名胜古迹;但它不是一般地方志,而是一部优秀的     

《聊斋志异》与古代戏剧

蒲松龄编有剧本和俚曲若干种,《聊斋志异》多方面涉及戏剧艺术。本文探讨古代戏剧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从一个侧面稽考蒲松龄的文学艺术渊源。作者认为:蒲松龄关注优人生活,深入了解戏剧作品和表演艺术,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素材。《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关系的安排、故事情节的构思都得益于古代戏剧,后人热心于把聊斋故事改编为剧作并大获成功,与此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聊斋俚曲集》词语杂释

通过大量材料的列举分析,对蒲松龄《聊斋俚曲集》中＂撮＂、＂腔子＂、＂分头＂、＂圆成＂四个词语的确切含义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考释,对《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及其他著作就＂撮＂等词语解释的漏误和不当进行了补充及辨正。     

《聊斋志异》中的海南：历史记忆与象征叙事

《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作品与海南有关：《巧娘》中的海南作为蛮荒之地,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粉蝶》中的海南是仙人贬谪之所。《聊斋志异》对海南的描绘主要源自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海南有一定差距。蒲松龄将笔触伸向陌生的海南,不是出于搜奇猎异。海南在蒲松龄笔下,具有重要的象征叙事功能。蒲松龄自觉地运用象征叙事进行写作,从而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成为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     

纪昀对《聊斋志异》和《子不语》的态度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作了严厉的批判,指责作品内容驳杂和不真实,但对同样内容驳杂和不真实的《子不语》却颇为偏爱。而《阅微草堂笔记》也做不到内容单纯和完全真实。其实纪昀最不满的是蒲松龄用《聊斋志异》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而《子不语》作为一部随意之作,则是纪昀可以容忍的。     

蒲松龄《聊斋志异》六次成书过程蠡测

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成书过程,无疑是认知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创作思想,把握《聊斋志异》的主旨立意,从而把握其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的最基本、最关键的一环。前人研究蒲氏《聊斋》,尚无对此作全面、深入探究者。本文将蒲氏创作《聊斋》的过程加以系统考察、厘分,初步认定,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有六次成书面世的过程。现分述如下: 第一次成书:康熙三年至康熙八年(1664—1669年),即蒲松龄25岁至30岁之间。     

无奈寄托 心愿流露──从《聊斋志异》中的文人心态看蒲松龄的求仕意识

蒲松龄科举屡败,但一生对之沉迷执着。从分析《聊斋志异》中文人心态特征入手,可以探究蒲松龄一生强烈的求仕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