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永宁寺碑

此碑位于元代征东元帅府和明代奴儿干部司的设治地点。 曾建有两座石碑,一座是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敕修的永宁寺碑,另一座是宣德八年(1433年)的重修永宁寺碑,距此东北方三十步开外,便是早已倾颓的永宁寺旧址,寺前有一座辽代砖塔。光绪三十年(1904)两座碑被先运到海参崴博物馆,后又     

回銮碑

回銮碑座落在河南省濮阳县城内新华街(原名御井街)路西。一九六三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碑下部的文字剥蚀全没,仅上部有二十八个字还清晰可识。依此,可看出碑文字大如拳,秀丽流畅,系草书阴刻,额题:“契丹出境”。一九七九年对此碑进行了修葺复制,现碑高2.3、宽0.84、厚0.26。碑前有一水井。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于此立一碑上书正体“御井甘泉”四字。一九三六年,伪专员兼濮阳县县长丁树本也曾立碑将全诗重刻于上,并撰题记。今三碑紧依林立,并在碑外建楼予以保护。     

兰州白塔山“禹王碑”考补并试析

兰州白塔山有古篆文“禹王碑”,原树于“禹王庙”。“文革”中,封存得以保护。今改树于白塔禅院,露天置放。因石质粗劣,保护失当,风剥雨烛,碑面文字缺损较多,游人至此,咸为叹惋。今不揣浅陋,聊为补释,以为助读。 兰之“禹王碑”为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三月十五日酒泉郡侯建劝(升庵)所摹刻。因“禹王碑”(又称“峋嵝碑”)原碑失传,所以传世者,皆拓自长沙岳麓书院之“禹王碑”,该碑为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何致字子一者,摹自衡山原碑。其后,传世渐广,浙江、山东、安徽、湖北、四川、云南、南京楼霞山、西安碑林等地,均有摹刻。兰碑摹刻自何处,侯氏之跋尾未作说明。     

金完颜希尹碑史事考辨

金完颜希尹碑,全称为“大金故尚书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它是吉林省境内的三大金碑(大金得胜陀碑、完颜娄室碑与完颜希尹碑)之一,历来被中外学者所注目,但对完颜希尹碑的研究,远不如前二碑之盛。完颜希尹碑不仅是研究其家族的重要资料,而且对考订金朝史事亦有重要价值。     

孔庙.洪武碑亭

<正>洪武碑亭位于奎文阁东南、成化碑之北,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重建,后碑亭又被毁,清雍正年间又重建,今之亭和碑为民国时期改建,亭为重檐歇山式结构,灰瓦覆顶。亭内正中立《洪武诏旨碑》,碑高一丈八尺,刻明太祖洪武四年     

从大秦景教看道学与神学的关系

自明末（１６２５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称景教碑）出土后,研究景教之中外学者,代有人在。“景教是唐朝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一教派”,几成定论。但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景教确实烙印着老子思想的印记。研究者对此虽有涉及,却未作深究。本文拟将景教教理与老子学说作些比较,并由此探讨老子道学与宗教神学的关系。从景教碑看景教与老子的关系景教碑是研究景教最确凿的资料。其中明显地把景教与老子联系在一起。据景教碑载,贞观九年（６３５年）景教传入中国时,唐太宗是很认真对待的,《尊经》亦载：“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     

《堕泪碑》考

《堕泪碑》原为襄阳百姓为纪念西晋开国元勋羊祜所立的纪念碑,梁大同十年重立时时人合此碑与羊祜的学生为其所立《羊祜碑》为一,《堕泪碑》碑文在碑阴,《羊祜碑》碑文在碑阳。此后,晚唐、北宋、元、明又四次重立或修复,清中叶以后废而不存。《堕泪碑》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影响深远,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考证《堕泪碑》及其碑文的历史,厘清人们的混乱认识,无论是对襄阳的地域文化研究还是对湖北的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阳山大碑”辨讹

:本文针对近 2 0年来围绕阳山碑材的几种争论 ,作者通过实地考证认为“碑材”与“良材”原非一物 ,所谓“阳山大碑”只是一个神话。     

贾使君碑

<正>贾使君碑,又名贾思伯碑。北魏神龟二年(519)刻。碑高215厘米,宽84厘米,厚20厘米。原存兖州,宋绍圣三年(1096)、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两度湮而复出,1951年移入曲阜孔庙。额饰浮雕龙纹,题"魏兖州贾使君之碑",正文记贾思伯兖州任内政绩,笔法高古,结构精绝,为著名北魏碑刻之一。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古代图文碑述要

图碑是碑刻文献中的特殊类别。其形式图文相配,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城坊、建筑、水利、医药等方面,对于研究我国通史及文化史、科技史等专门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图碑产生时代、现存状况,举例介绍了天文碑、地理碑、水利碑、谱系碑、典礼碑等各类图碑,为研究图碑文献提供了重要资料,并提示研究门径。     

北宋王道宁墓碑志探讨

近日，在名城歙县太白楼一新安碑园内。博物馆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块北宋碑形墓志。其墓志的主人是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徽州人王道宁(讳承裕)。此墓志呈圭形，石质，长118厘米，宽84厘米，高为6厘米。是采用碑的形式和志的内容做成，碑有圆额，上刻篆文，墓志正文则为楷书，志文以自右而左，自上而下的方式刻成，且字体规整，刻工精美，共计560个字。墓志铭全文大致如下。     

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研究

被誉为“辽东第一古碑”和“石文中第一篇大文字”的好太王碑,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深入的探讨,尤其对于它的发现时间、捶拓经过及流传始末更颇滋聚讼,莫衷一是。《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发表王健群同志《好太王碑的发现和捶拓》,对该碑的发现历史提出完整的看法,该刊1985年第1期又发表刘永智同志的《好太王碑的发现及其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简记

占地七百亩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于1987年10月1日在甘肃省临泽县落成。陵园大门上凸刻的名字是李先念亲笔题写的。陵园正中耸立着西路军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镶铸着徐向前亲笔题写的15个金色大字:“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永垂不朽!”碑的后面则镶铸着中共临泽县委和临泽县人民政府拟写的碑     

拉萨的纪念碑

拉萨作为一个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多次成为全藏的首府,经历了许多政治事件,自然有不少值得纪念的事。历代统治者总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但作为历史资料,作为永久纪念,倒是很有价值的。拉萨的纪念碑为数不少,光是大昭寺门前便有石碑二块。古的,从吐蕃时期赞普所立的著名的甥舅和盟碑;近的,是清朝政府驻藏大臣立的劝人种牛痘碑。其次,在布达拉宫前面有达扎陆贡记功碑,布达拉山下无字碑;在龙王潭有康熙碑与乾隆碑。而离拉萨稍远的墨竹工卡东北拉萨河旁的协拉康碑和拉萨河南岸、与拉萨河隔河相望的噶回寺碑等等。这些碑是研究西藏历史和藏汉民族关系的可贵资料。对于这些石碑,自有科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专门考证和论著,本文只是列举有重大意义的甥舅和盟碑、拉萨雪碑,以及康熙碑和乾隆碑,作简单的介绍。     

乙瑛碑

<正>《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又名《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153年)刻,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该碑刻隶书十八行,行四十字。其内容为记鲁相乙瑛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以掌管礼器庙祀之事。碑文"骨肉匀适,情文流畅",为汉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与《礼器碑》、《史晨碑》并称"孔庙三碑",为历代书家所重。     

哥舒翰纪功碑

哥舒翰纪功碑,位于临洮县南大街46号院内。据金石历史学家张维著《陇右金石录》记载:哥舒翰碑为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所立,距今已1230余年。碑额、碑身、碑座均为整块巨石制成。碑额高零点九零米,碑身高四点二五米,宽一点八四米。碑座共为五层,高二点四米。碑正面刻文十二行,为唐隶书,字体挺秀苍劲,笔力雄健。据民间传说为唐明皇御笔,可惜因风化残缺,现仅存五十三字。一九四二年,六安高一涵先生作《临洮观哥舒碑》诗云:“此是     

大乘寺造像碑

<正>大乘寺造像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立石。碑高1.87米,宽0.70米,厚0.23米。碑文上方横书"奉为圣文神武皇帝"字样,前署"陇西李士强撰"。此碑为佛教碑刻,其形制及内容均甚特异。碑头雕群山、屋宇、飞天、坐佛、神仙骑兽等,雕镂精细,造型奇特,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现存曲阜汉魏     

李义山《韩碑》诗事实考辨

“韩碑”,指韩愈的《平淮西碑》。《韩碑》诗是李义山咏史诗中的名篇巨制。“谗之天子言其私”是诗中十分重要的一句,它不仅点明了推“韩碑”的原因,也表示了诗人对推碑一事的愤愤不平之情。但是,诸家注释这句话时,把“谗之天子”的谗者解释为李愬的妻子,唐安公主的女儿,或者为李愬部下的武士石孝忠,把推碑的根本原因说成是平叛功臣之间的功劳大小之争。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我们认为“谗者”应是牛党成员李逢吉、皇甫镈等,“韩碑”的树立和推翻、重撰文的实质是割据和反割据的路线之争。     

《民国人物碑传集》后记

《民国人物碑传集》后记卞孝萱几十年来，我搜访聚集近现代名人碑（含墓碑、墓表、墓志等）传（含启、行状、家传、事略等）的经过，章开沅教授为《辛亥人物碑传集》所撰写的“序言”中，述之已详，兹不复赘。这几年，我与唐文权教授合作，将我所收藏的两箱碑传，进行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