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兼评刘永富先生与张帆先生关于“所知”争鸣的实质

理解"'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能"这一语词."可能"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不可能而言,二是相对于现实而言.在"所知学"中,"可能"是相对于不可能而言的,因此,"'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这一观点所要表达的,既是现实地知道的、也是想象地知道的.刘永富先生与张帆先生由于在不同意义上理解了"可能"这一语词,所以他们关于"'所知'是什么"的讨论很难形成正面交锋,从而也难以形成有积极意义的结果.     

“逼上梁山”具体涵义考论

有鉴于《水游》所写108条梁山好汉是被“遇上梁山”甚至是“官逼民反”的传统说法，本大根据《水浒》文本，对108条好汉之所以上梁山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得到的看法是：①梁山好汉之所以上梁山，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概而论之，则可分为四大类十一种情形；②如果要用“遇上梁山”用语来概括好汉们之所以上梁山的原因，那么，“遇上梁山”的“逼”字，有“自已逼自己”“民逼民”“民逼官”“它逼民”诸涵义；③习惯所谓“官逼民反”，只适用于林冲解珍解宝等10人．     

浅论“以人为本”中“人”之双重涵义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人们开始关注人、重视人。“以人为本”中的“人”不应只是指人民，不应把“以人为本”等同于“以人民为本”；也不应单纯地指全体人类。“以人为本”中的“人”具有双重涵义，一指代表历史主体的存在着个性差异的人民群众，二指相对于“物”的人的类。     

玄武区年终“捆绑式”考评让基层减负

国人中有着一种“父母官”情结：老百姓敬仰“爱民如子”、“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一些在地方上当“官”的也常常以“父母官”自居．对着电视镜头说：“作为‘父母官’．我一定如何如何。”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     

知否,应是“民肥官瘦”

一般来说,把“官肥民瘦”还是“民肥官瘦”当作衡量一个官员廉洁与否的基本标准,大致不会有什么错。想想看,为什么“脑满肠肥”的官员给面有菜色的群众做廉政报告,效果总是不佳,症结就在这里。当然,此处的肥瘦,不是只理解为形体的肥瘦,更指的是财产的多寡。 当然,官“瘦”的地方,未必就一定会“民肥”,因为廉政之外还有一个勤政良政的问题,但官“肥”的地方,必定会“民瘦”。你想,如果官员们终日沉溺于灯红酒绿,绞尽脑汁往自己的腰包里捞钱,哪还有心思去“造福一方”,带领属下劳动致富。况且,不仅“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就是天天吃喝搜刮的也都是民众血汗,官要先“肥”,百姓岂能不“瘦”?     

重议孙中山民权观

孙中山民权观就其内涵来说,主要有三:“民权”即“民主”,“民权”与民本、重民思想相通,“民权”就是“人民作主”。就其特征而言,主要有六:附会的倾向,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倾向,渲染“民一官”或“主人一公仆”的对立,彰显主人意识、皇帝思想,直接民主倾向,潜在的“子民”思想倾向与集体主义的倾向。由此可以说,其民权观系统化、理论化程度不高。之所以如此,必须同情了解孙中山的真实处境。此外,也要充分估计其合理的价值,尤其是它留给后世以无限思考空间的三大课题:如何整合“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之关系?如何解决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关系?      

人际关系良性互动的制度构想

如何调节好人际关系，促进其良性互动，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文章认为，应当从三个着手：一是从“关系至上”转换到“效率优先”，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二是从“为民作主”转换到“以民为主”，完善民主政策制度；三是从“人际信任”转换到“契约信任”，重建现代伦理制度。     

关于几个俗字

“日”字见于文献,最早可上溯到文字创始之时,甲骨文中出现的“日”字极多。这是一个与上古人类的物质生活、宗教信仰、礼仪制度关系密切的字。“日”字经过长期发展,字形结构有一些变化,但是它的意义只有三项:(一)太阳,即相对于月而言的“日”;(二)白昼,即相对于夜而言的“日”;(三)昼夜,即相对于年、月、时而言的“日”。当然,三项意义中太阳是最基本的意义,其余两项意义都是派生的。     

“民”作为一种后缀——以“彩民”、“股民”、“网民”、“烟民”等为例

“民”作为指人名词后缀是可能的。语素“民”之于相应词根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民”在构词上具有一定的能产性,附着在“彩”、“网”、“股”、“烟”等名词性词根之后的语素“民”的意义较虚,并且在语法意义上有类化倾向。“民”在构词时位置固定,作为后缀有语言内动因和语言外动因。“民”作为后缀有其词法语义功能和修辞语用功能。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涵内核和价值核心

（一）“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涵内核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以人为本”的“人”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活着的现实的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其次，“以人为本”的“本”不只是“本位”，更是“根本”，是人的价值与人的意义之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无所求”与“有所创”

如何理解党员领导干部“官要无所求，业当有所创”——这是近日某单位处级领导干部竞争上岗中的一个面试命题。纪正中在此文中对做官与做事之间关系的阐述对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官”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富士康事件引出的“转型”话题——警惕精神上的“高消耗”

一跳二跳连多跳，郭台铭的灵魂受煎熬。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园区员工连续跳楼的悲剧一下了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就表层原因而言，富士康员工的“十几跳”自然既有公司管理原因，也有80后、90后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问题。     

谈台湾“国语”中与言语行为相关的常用语词--以“没有”“不会”“不行”“拜托”为例

对四个与言语行为有关的词：“没有”“不会”“不行”“拜托”，在台湾“国语”与普通话中使用情况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语法化程度深浅之不同，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台湾“国语”中这四个词在用法上都已有往前推展的迹象。     

国学中的“民主”论及其现代观照

中国古代“民主”的本义是“民之主”.它着眼于人民大众的劣根性,主张由英明的执政者代民作主,为君主专制的产生提供了依据,这是它最受诟病的地方;同时它要求充当“民主”的君主像“民之父母”一样“养民”、“教民”,这却是与现代“民主”追求的人民权益存有交叉面的,是古代“民主”积极的一面,不可一概否定.现代“民主”源自西方,本义是“公民自主”.它肯定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自主权,这是其积极意义所在.不过“公民自主”往往以代议的方式实行,而代为反映民意的“间接民主”在实施环节会发生“议员变猪仔”的猫腻,所以对于现代西方式的“民主”也不可一味拔高.国内外历史上,曾发生过将“民主”的“民”从全体“公民”缩小到部分“人民”,从而剥夺国家中另一部分非人民的公民的“民主”权利的沉痛教训.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民主”,应当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公民自主”.     

阅读不应“失重”

我觉得“界面”代替了“纸面”的阅读，损失的可能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小考

卫官是唐代官僚制度中较为独特的一环,与职、散、勋官并列,其主体构成是三卫.三卫本为品官,但在唐代墓志中常以体现身份从民到官变化的“释褐”一词来描述三卫补吏的过程.本文认为,三卫补吏称“释褐”,并非由于“释褐”词义的嬗变,而是由于三卫品官身份的不确定性,唐人眼中的三卫某些时候毋宁说是一种任官资格,性质上介于官民之间.三卫这一身份特征是由其候选官功能所决定的,在其他历史时期的一些候选官上也有体现.     

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和“行政权”的讨论

“行政”和“行政权”是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学者们加强对它们的研究，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自明的，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行政法学中的其它范畴而言，“行政”和“行政权”得到的关注更多，这种关注除了行政法学者之外还有行政学学者、政法学学者、社会学学者等，尽管学者们有关“行政”与“行政权”的认识一定的共同性，但由于立足点、观察角度和方法的不同，这两个范畴在学者们的眼中又有各自独特的具体内容。在综述行政法学者关于“行政”和“行政权”讨论现状的基础上，我们也简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构建我国税务机关“官告民”诉讼的初步探讨

税务机关“官告民”诉讼是指税务机关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障税款征收和维护税收合法权益,依法定条件向人民法院起诉纳税人或纳税人的关联人,由人民法院审理并裁判税务争议的诉讼活动,包括税务民事诉讼和税务行政诉讼.其具有起因的涉税性、主体的恒定性、诉讼内容的综合性、诉讼标的的复杂性等特点.在我国建立“官告民”税务诉讼,既有理论基础,也有法律依据和可行性,需要在起诉条件.     

“执秩”浅释

公元前632年,爆发了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战前,晋文公在被庐举行大蒐,“作执秩以正其官”。因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史家对“执秩”做出了种种解释,似均未切中。本文试就此问题,略陈一管之见。 为了考释方便,我们先就载有“执秩”之文及有关注疏胪列如次: (一)《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下凡用鲁国纪年,史料皆出自《左传》):晋文公欲用其民,而问子犯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而不惑,而后用之,出榖戍,释宋围,一战而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