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论语》“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初周人地理观念探索

“三分天下有其二”一语最早见于《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吕氏春秋·古乐》高诱注云:“《论语》曰:文王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传》襄公四年云:“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诗经·四牡》《毛诗》曰:“文王率诸侯,抚叛国,而朝聘乎纣。”从这些记述可知,《论语》的这句话是说在殷周之际,文王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三分天     

楚都何时迁郢

关于春秋初期的楚国都城何时自丹阳迁郢,历来有两说并立。其一是文王始都郢之说。《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文王元年为公元前689年。这是目前常见称引的楚都始迁郢年代,而上引《史记》、《汉书》的三条记载则是此说的主要依据。另一说是楚武王时即已迁郢。成书最早     

“鬻熊为文王之师”解

《史记·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复又述楚成王熊通之语云:“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同一鬻熊,在史迁笔下,一为周文王师,一为文王麾下奔走给事的臣僚,似乎很不协调。不少人因此对于史载有关鬻熊的传说置以将信将疑的态度,尤其对于鬻熊为文王师的说法,更直斥其非。崔述《丰镐考信录》便云:“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     

《诗经·曹风·下泉》诗旨探疑

历代对于《诗经·曹风·下泉》的诗旨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梳理与分析,以诗中的“有王”“郇伯”为切入点,并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认为“有王”应理解为“朝聘于天子”,“郇伯”应指文王之子（或文王的后人）,而《下泉》为怀古伤今之作。     

札记一则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2页载元稹《乐府古题序》一文,第二段第一、二句标点为:“刘补阙之《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牍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此两句连读,于意不通。上句举刘补阙之乐府为例,说乐府开始于汉、魏;下句又举《文王操》等操、引为例,说乐府“不于汉、魏而后始”,前后自相矛盾,作者岂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近读明人冯惟讷《诗纪》,其《别集第二·题例》项下引用了此段文字,“之”字作“云”。则此二句标点应为:“刘补阙云:‘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上句为作者引述刘补阙的话,下句作者对所引进行反驳。如此,文意方明。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试论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孝道构成了西周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基本纲领,它既是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道德支柱,也是宗法制度在伦理观念上的表现。笔者拟以金文与典籍相互参证,试图对西周孝道的形成、衍进、内容和特点,以及孝道观念的表现作一初步探讨,以揭示贯通西周文明生活的这一传统思想和道德纲领之内涵。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当始于文王时代。“孝”字在《诗·大雅·文王之什》中,首见于对文王德行的颂扬。《文王有声》云: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补正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补正吴晋生吴薇薇国学大师王国维撰写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两书，全盘否定现存的《竹书纪年》（简称《竹书》）；又宗从孔安国、司马迁、刘歆等人的“文王受命”纪年说，这显然是一大失误。因为“文王受命”本来是周人自己制...     

文王作《周易》卦序之探索

通行本《周易》的卦序乃文王所作 ,所谓文王“重卦”和作卦辞为不实之辞。卦序是文王的发明创造 ,而非集体创作。     

《诗》二“南”释义新探

《诗·国风》中周、召二南的含义,说者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或指“南”为“南国”。如宋朱熹《诗集传·周南序传》下即谓:文王“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后成王继位,周公居摄,“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取法后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故“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但此江沱汝汉一带,周初本属荆蛮之地,后即为楚之封域。《史记·楚世家》虽记有楚人先君鬻熊曾“子事文王”,故     

《河图》与《洛书》解疑

本文试图回答:“天地自然之易”是什么?文王笔名为什么叫彖?周公笔名为什么叫象? 战国时《河图》《洛书》之名,与宋代发现之图是否一致? 《河图》《洛书》是什么?《周易》为什么需要《河图》与《洛书》? 如何理解“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龙马负图出于河”? 《河图》《洛书》总的价值是什么?     

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从邰的地望说起

在周族人的早期历史上,邰这个地方十分重要,《诗·大雅·生民》曰: 即有邰家室毛传云:“邰,姜嫄之国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后稷于邰。”孔颖达疏:“言国后稷于邰,犹《文王》笺云‘国于周’。后稷以前未有国,于此始封也。”《史记·周本记》:“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     

周公事迹新说

终先秦史两千年,周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虽然人们常将其与文王、武王并论,但事实上,周公的历史地位远在文王、武王之上。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著名史家夏曾佑更说得具体:“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周公的历史地位如此显赫,倒不是因为他“制礼作乐”,为中国礼乐艾化先,而是人们认为他在政治上辅佐成王,尽君臣之义,为后世君臣名分立下了一座丰碑。《苟子·儒效》载:     

《大雅·皇矣》与"文王之德"考辨

结合《大雅.皇矣》所揭示的周初历史真相,则古代典籍中所惯用的“文王之德”,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才德,而主要是指包含“武功征伐”在内的政治方略。     

九方皋:戎狄之伯乐

《列子·说符》伯乐所荐,不辨牝牡骊黄而善识千里马者曰九方皋,近人徐悲鸿有《九方皋相马》图之栩栩如生。案:此我国北方少数族擅长骑射之戎狄集团之“伯乐”也。盖秦近我地,缪公得聘而问焉。《吕氏春秋·观表》《淮南子·道应》作九方堙。《庄子·徐无鬼》亦有之,但谓善相人。九方为复姓,《通志·氏族略》收于“以地为氏”项。盖九方地名,即鬼方也。《礼·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九国即鬼     

詩“駿惠我文王”解

“詩周頌·維天之命”称:“駿惠我文王,曾孙篤之”。郑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为周乱六官之职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言曾孙,欲使后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陈奐“詩毛氏傳疏”:“釋文本无行字,厚犹惇也,謂惇用文王之典礼”。朱子“詩集傳”:“駿、大,惠、順也。曾孙、     

“牧誓谅非心所喜”辨

公元一七五○年九月,乾隆皇帝南幸中岳返回途中,到汤阴羑里城拜谒文王庙,作《演易台谒文王祠》诗一首。诗末尾是这样写的:“巍巍之台近尺呎,夙凛师承惟四字(常谓文王‘视民如伤’四字,足为千古帝王心法)。无忧其常忧暂耳,王季为父武为子。牧誓谅非心所喜,叩马村在河之涘,夷齐首肯吾斯语。”     

《辞源》疑误——《读书识小》之四

近岁缘工作之故,时检《辞源》(新版),有所疑则笔录之,久亦盈囊.今辑出数条,略加董理,以就正于大方,不敢日必是,故名之曰“疑误”云尔。一、释义之误[郢都]春秋楚都.1、楚文王十年自丹阳迁此.至昭王十年,吴师入郢,楚迁都于鄀。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参阅《水经注·沔水》.2、楚文王迁郢,后九世平王立别宫,亦称郢。故址在江陵东北。参阅《资治通鉴·三·周赧王十六年》.案:“郢都”有二义。一义为专名,即《辞源》所云之“春秋楚都”。此郢亦被称为“纪郢”(见《史记·楚世家》)、“南郢”(见《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新序·卷四》)、“哉郢”(见安徽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湖北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羑里城

(八王久)里城位于河南省汤阴里城北四公里处一高约五米的台地上,台地下为一处内含龙山和商的古文化遗址,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左右。现基本上保存完好。(见图) 史载,商朝末年,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办禁于此。后人为了纪念周文王,在(八王久)里城遗址上建造了文王庙。据《河南省通志》记述:“文王庙在汤阴县北八里(八王久)里城内,昔文王演易之所,后人因建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