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场所,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关键是要抛弃自我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重新建立交往理性.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逐渐瓦解,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构建主体性,使网络交往行为更加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     

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论人生价值

人的价值与人生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流行的人生价值概念内含着逻辑矛盾.人生价值包括人生的自我价值和人生的社会价值,二者统一的基础是实践,由此就使人生价值的本质在于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个体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肯定具有必然性,然而有盲目和自觉之区分.自觉的人生价值肯定使个体能自觉地对待人生中的痛苦和逆境.人生价值的自我否定总与盲目性联系在一起,其极端体现就是自杀.自杀是一个悖论.珍惜生命,没有任何理由把自杀上升到精神崇拜的高度.人总是由自己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决定了人总处在自我塑造之中.人生自我塑造既发生于社会又影响于社会.人生的审美境界来自人生艺术化的自我塑造.     

回到"家"、"乡":宋明儒学的政治实践及其启示

儒家政治理想所面临的现实是,虽然国家公权领域素为君权所垄断,自身难有作为,然双轨政治格局及基层自治义理又使儒家在家族、乡党此一中枢领域得以主体出现并大有作为.宋明儒即在此领域成就卓越.当代政治儒学唯诉诸国家公权而忽略家族与乡党二者而成困局,故当以宋明为鉴,转向下行,重新界定"家"、"乡"之现代形式,而后回归中枢、躬行耕耘之.     

从"冲突"走向"和谐"--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社会关系的泛经济化和个体自我的主体化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两个基本倾向.前者使商品交换关系超出了经济活动的界限而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后者使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他人"关系失衡、"互主体性"关系缺失.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对商品交换关系进行必要的"划界",正确处理好人们交往实践中的人性化关系和物性化关系之矛盾,寻求一种既能充分实现个性发展,又能与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和角色期待相融通的和谐社会关系模式.     

主体的交往合作是法律的源泉

作为社会整合媒介的法律产生于社会成员交往合作的需要,法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为那些既承认相互平等、又愿意维持合作并继续做陌生人的社会主体提供了交往、沟通的桥梁.交往合作既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又是多元社会法律合理性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体的交往合作构成了法律的真正源泉.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论个体权利的政府侵犯

个体权利是人类权利的惟一实存形式,一旦个体权利成了社会的权利,社会也就构成了权利的实在形式,这时人的个体权利就可能成为一种虚假的形式而遭受侵犯。侵犯人类个体权利的行为一可能来自个人,二可能来自政府,前者容易识别和纠正,后者则往往因少数人借“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利”之名行侵犯个体权利之实而极具隐蔽性,有时可能置受害者于被动和无奈之地。     

生态德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新的德育范型,生态德育不仅包含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交往行为和利益关系,更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依赖与互动。大学生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行为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因为每一名大学生都是消费者和潜在的生产者。在高校开展生态德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掌握生态知识,树立生态意识,规范生态行为,从而更好地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一个生态社会人。     

他者的理解:《庄子》的思考——从濠梁之辩说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对人之“在”的沉思中,庄子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后者首先体现于濠梁之辩。濠梁之辩在理论上既涉及他人之心是否可知,也关联着“如何可能知”与“以何种方式知”有无区分或二者能否等同。惠施作为对话的一方对前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但其推论的过程又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庄子对鱼之乐的可知性予以了确认,后者同时蕴涵着对他人之心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肯定回应。不过,在论证以上立场的过程中,庄子又将“如何可能知”的问题转换为“以何种方式知”,从而在逻辑上犯有转换论题的错误。当然,知“鱼”之乐所隐喻的知他人之心,同时又涉及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过程。从后一角度看,肯定他人之心的可知性,无疑为确认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存在于世,总是难以避免与他人的共处,而在共处或“群于人”的过程中,则不能不发生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庄子着重分析了存在境域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影响。通过共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态的转换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态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庄子对后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互联网时代的个体自由与孤独——社会理论的视角

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脱魅机制",延续了现代性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后果之一就是个体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孤独感源于个性与意义的双重缺失。互联网增进了个体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便利性,但也使个性淹没在繁芜庞杂的信息中。互联网给个体带来暂时的"去权威化"体验,也使其陷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社会联系的意义上,互联网促进了个体之间的"在线交往",但常常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制造或加深了个体的孤独感。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在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培育自我反思能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化解孤独感的重要途径。     

近代邮政与中国社会之演变——对一宗邮政贩毒案件的社会学解读

近代邮政取代传统邮驿制度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而1925年发生于山西绥汾邮路上的一宗邮政贩毒案件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变化。从这起贩毒案件中可以解读出诸多社会信息,即近代邮政的建立及其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以及邮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结构,重新规范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使犯罪手段日益新型化,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法治:权利义务平衡之治

权利义务平衡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统一、依存共在。权利义务平衡之治是基于义务之治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权利之治需要在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而提出的。平衡之治呈现为:以权利义务平衡作为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以权利义务平衡作为社会一体遵行的行为规则;以权利义务平衡保障良好的秩序状态;以权利义务平衡来实现社会政治文明。它揭示了法治从权利之治到平衡之治的发展规律;有利于提升个人境界,增进个人幸福;有利于协调个体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协调个体与整体关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模糊与地方力量的加强 ,以及经济自由、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 ,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 ,使之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 ,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 ,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 ;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 ,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 ;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 ,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 ,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 ,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柏拉图政治理想之悖论及对现代管理之警示

柏拉图把“正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并将城邦正义之公共善的实现视为政治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就个体善而言,“正义”是其灵魂的和谐,实质是激情与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就公共善而言,“正义”是社会各阶层成员各安其份、各尽其责,实质是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的领导.柏拉图按照灵魂素质的不同将人划分为三个等级,这暗含个体灵魂及境遇的不可改变性.而另一方面,柏拉图又注重体育、音乐等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这说明人的灵魂的可变性及可塑性.这样,个体追求自身灵魂完善的可能性与遵从社会等级制度的固守性互相矛盾,对灵魂完善的追求与对等级制度的服从形成悖论.柏拉图用个体善推导公共善的方式建构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这种逻辑推演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现代管理者在吸取传统思想之精华的同时应该注意其政治管理理念存在的困境.     

论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

公共生活视角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公共生活哲学认为公共领域乃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自主性行动,主要是通过不同语言形式的交往沟通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是传统的公共生活被不断蚕食和解体,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不断介入传统的私人领域,从而使公共生活的基本品质——个体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主体品质是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质素。     

现代性之维与“道德教化”之思

作为理解现代性极端发展的两个维度,个人主义和纯粹工具理性已经渗透进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其结果是:道德教化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退场,从而陷入现代性困境之中。面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形成与教化权威的式微,现代性工具理性崇拜与人之德性的错位,独白性教化传统的延续与个体反抗中的迷失等现实困境,只有将道德教化根植于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通过完善道德教化实施的内在机制,积极重构中国传统的德性道德,才能完成对现代性道德教化困境的超越。     

乌托邦与现代性视角下的民生追求历史轨迹

民生是先秦社会理想追求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有反专制的民本色彩和民众关怀.虽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被边缘化了,但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民生问题又突出起来,形成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现代性的悖论使民生问题日渐与社会主义相共呜,它本身的乌托邦色彩又使之具有一种超越性和批判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解决民生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联系,确立了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途径.     

网络人际互动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概念解析

人类社会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促动下变化着人际之间的交往实践形态.作为构成网络社会基础性关系的范畴与概念,网络人际互动是网络社会空间环境中网民之间网络社会关系的表征,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网民个体与现实个体高度融合互渗的背景下,交往双方借助数字化符号化信息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实践活动.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现实的人、多维社会关系以及现实生活世界思想的指导.     

"交往实践辩证法":辩证法的又一个向度

"主-客-主"交往实践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又一个向度,是在对传统向度"主-主"辩证法和现代性向度的"主-客"辩证法基础上的完善与发展.从生存论视域进行哲学反思,目的就是返回到人自身之存在,使人能动地对客观世界进行生存意义上的改造,使"以人为本"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崇高使命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