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经济史的考察

本文对日本华侨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了初步考察，认为：日本江户幕府初期，在长崎已有华侨从事中日贸易；后来，由于中日两国实行闭关锁国，至１８世纪中叶中日贸易式微、华侨经济日趋衰落；从“安政开国”至甲午战前，华侨经济迅速发展，但战后不久，日本颁布限制中国劳工入境的敕令，使华侨经济只能向特定方向发展；两次大战之间，华侨经济地位大为下降；战后初期，华侨经济恢复较快，但仍以贸易和“三刀”行业为主；７０年代，传统的华侨经济只有饮食业一枝独秀；８０年代，不仅以饮食业、小型贸易、娱乐业以及自由职业和受薪阶层为主，而且在经营管理和设备等方面也已科学化和现代化。     

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

在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在只对中国和荷兰国打开门户的日本唯一的开港地长崎,大规模的、持久不断的汉书的输入,是将中国语言、文化传入日本的一条主要的途径.唐(中国)(荷)兰商船频频来访长崎港,带来了长崎乃至日本贸易的繁荣.活跃在中日文化和贸易交流中的是一群被称为"唐通事"的中国人.唐通事产生于 1631年,正值中日贸易的高峰时期,他们的祖先大都是远渡赴日定居的中国人.唐通事的任命资格非常严格,当时作为一种官职地位很高,在日本社会享有很高的声誉.唐通事担任的工作是多方位的,在江户时代,主要从事对外贸易的翻译和实务工作.唐通事为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谈“明治维新”与中国之渊源

"明治维新"是日本刷新政治,改革弊端,赶超列强,迅速崛起的起步阶段;也是日本近代史上闻名全世界的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爆发与中国有着颇为广泛的渊源.尤其是中国思想家林则徐、魏源对日本近代改革思潮的掀起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和影响.日本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仍然低垂着"闭关锁国"的重重帷幕.德川幕府自一六三三年以来,连续发布"锁国令",严禁日本人出海,仅留长崎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而获准来港贸易的又仅有荷兰和中国的商船.因而,透过长崎这扇狭小的天窗,能     

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

日本江户幕府为恢复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宽永年间）因锁国政策而中断的朱印船贸易，并了解正在上海一带进行的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况，经过一年的筹划准备，派遣使团赴沪。使团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率领，一行５１人，乘幕府官船“千岁丸”，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７日（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从长崎发航，６月２日（五月五日）抵达黄埔江，８月１日（七月六日）离开吴淞口，在上海逗留两个月，８月８日（七月十二日）返回长崎。 “千岁丸”抵沪的同治元年夏季，中国、尤其是上海，恰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间的战争已持续十二年，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双方拉锯地段，太平军正第二次围攻上海，申城内外，战云密布；英法等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由惩膺清朝改变为扶助清朝．以获取更大的殖民主义利益，清军与英法军联手对太平军作战的“中外会防”、“华洋会剿”在这一年正式展开，中心地点便在上海。而同治元年夏天访沪的日本幕府使团，目睹了“华洋会剿”的场景，使团成员留下的纪行文对此记载颇详，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试论日本华侨同乡会馆的演变

一、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同乡会馆的前驱——“唐四福寺”的出现中国人民在日本作具有侨民性质的定居,并逐渐形成为一个华侨社会,始于明末清初。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重开宁波、泉州、广州三港,以后便有不少私商出海到日本贸易。由于发展的需要,一些商人羁留下来,在当地定居,娶妻生子,成为华侨。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人数也逐渐增多,互相间不免有事务牵涉和纠纷发生,有鉴于此,万历三十年(1602年),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二人在长崎发起,向日本政府提出,商得将稻佐乡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以为华侨聚会联络和拜佛活动的地方。     

清国帆船救济漂流至日本的越南人之史实考略

清朝嘉庆二十年(1815),即日本文化十二年八月,越南难民漂流至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依据德川幕府的规定,该一行人被送至长崎。通过来长崎通商的中国船只上通晓越南语的船员的翻译,了解到一行五人为越南士兵。之后日方安排五人由中国商船遣返至中国乍浦,然后再设法送返越南。本文试对该史实做一考证。     

清康熙朝后期政治与中日长崎贸易

直至晚清 ,中日两国交通仅限于长崎贸易一途 ,其中虽无任何冲突性事件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长崎贸易对两国政治影响的空白。事实是 ,清代前期来自长崎铜贸易的任何变故都曾对中国内政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就康熙朝第二次钱制改革受长崎铜贸易牵制的史实考察 ,回答清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及中日关系在清前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明代中期中日贸易简论

<正> 明中期包括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八朝(一四二六——一五六六)共计一百四十余年。这个时期中日两国交往十分频繁,特别是贸易往来,更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中日官方贸易的发展及其内部变化。明代中日两国的官方贸易开始于永乐二年(一四○四年),这种贸易的形式是由明朝皇帝颁给日本幕府“金叶勘合”作为来华贸易的凭据,日本幕府则持这种勘合以朝贡为名进行贸易,故称为“勘合贸易”。勘合贸易分为二期:第一期是在永乐年间,两国进行的这种贸     

清前期日本对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初探

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中日贸易过程中,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清商滞留长崎从事贸易,为安排和管理他们在长崎港内的生活,日本官方制订出一整套灵活多变的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中日双方贸易形势和本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其进行适时的调整,从起初的差宿制度到后来的宿町制度再到最后的唐馆制度。这些制度对管理入港清商的生活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整个清前期中日贸易的维持和延续也是一个重要保障,体现了日方对当时的本国情况和中日贸易态势的理性思考。     

日本横滨开港与华侨社会

随着西力东渐的殖民贸易浪潮日益强劲，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日本横滨被迫开港，成为欧美国家与亚洲进行贸易的重要基地。欧美国家开通的东亚航线把横滨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中国人由此开始移住横滨并逐渐形成了华侨社会。日本横滨的华侨社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论1840—1894年中日贸易及其特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日本于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明治天皇政府后,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在对外贸易上,大力开展输出贸易,以加强资本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工业。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了通商约定,随后两国的自由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勘合船”与明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明代中日官方贸易的形式是勘合贸易。日本的勘合船多次来到中国,对沟通中日双方经济交往起着桥梁作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两国史学工作者已有一些专著和论文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本文仅就中国文化的东渡谈点浅见。     

《海国图志》与日本明治维新

<正>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完成于1843年一月(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翌年阴历五月,在扬州发行。1847年阴历五月,六十卷本出版。1852年,魏源再把《海国图志》增补成百卷,翌年刊行。 《海国图志》在1851年首次由中国商船亥二号带入日本,共三部,是1847年出版的六十卷本。但由于负责检查进口书籍内容的长崎官员[书物改役]发觉内有介绍基督教的文字,三部全被没收。而没收了的书,分别被[御文库御用][学问所御用]及老中牧野忠雄取去。1852年又由子二号船传入一部,为长崎会所所保管。到1854年寅一号船带入十五部时,该书才被批准进口,即是说才可以正式在市场出售。可是,十五部之中,七部是由幕府等官方订购,剩余的才进入市场。价格方面,在1851年和1852年是130目,但到了1854年该书涨价至180目。1859年价格更提高至436匁,可见这书受欢迎的程度。     

18世纪唐通事眼中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新见抄本《琼浦闲谈》研究

域外汉籍是推进东亚海域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琼浦闲谈》，是一册迄今尚未受到学界关注的珍稀抄本。该书成于唐通事之手，生动地状摹了18世纪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实态。研究发现：《琼浦闲谈》所述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由此应充分重视活跃于长崎的福州府属人群之乡土背景。具体说来，江户时代在长崎的不同人群之信仰彼此交融，既有中国人对日本神明之借用，又有中国各类信仰崇拜移植日本的更多例子。除了人们习知的儒家圣堂（孔庙）、妈祖信仰、佛教黄檗文化之外，道教系统之“九使”信仰在长崎的影响亦值得特别关注-“九使”由原乡福清的荒洞蟒神到东亚海域史上舍生取义之林姓神明，“九使”信仰从福州府属庶民之“九使诞”俗以及府城倡门邪神崇拜再到融入长崎盛大的诹访神事活动，其间的嬗变轨迹，彰显了东亚海域跨文化风俗传播的复杂性与丰富内涵。透过对福州府土神“九使”与长崎诹访神社信仰之渊源等的分析，可以管窥传统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相关影响。     

近代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

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以前,福建泉州与日本冲绳（时称琉球）的交往已很频繁,史称“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即使是在明初及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乱不安,而封建统治者又施行严厉海禁政策的情形下,泉州与冲绳的交往也没有停止过,海上私人贸易仍十分活跃。据《安平志》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日本商船数十只,直来围头、白沙等澳停泊,四方上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穹,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①。不仅日本商人大批来华贸易,福州、福清等地也有很多商贾赴日本贸易并侨居日本九州长崎…     

桥本宗吉与大阪兰学的发展

18世纪初,日本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仅长崎与荷兰人、中国人有贸易往来。在与荷兰人的接触中,日本以荷兰语为媒介,吸收欧洲文化,称为"兰学"。"兰学"的具体内容为荷兰语学、医学和本草学、天文地理学、兵学以及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学问。当时,长崎、江户（东京）、京都、大阪等都市成为兰学兴盛之地、而大阪兰学的兴盛则比上述其他都市要晚一些,但有其明显的特点。本文仅就大阪兰学的鼻祖──桥本宗吉的生平业绩来考察大阪兰学发展的一个断面。桥本宗吉与兰学的因缘桥本宗吉（1763～1836）,幼名直政,名郑,字伯敏,通称宗吉,号云斋。…     

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晚清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最高峰。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外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近代中朝贸易(1840～1918年)

近代中朝贸易可分三个阶段,即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1年日本统治朝鲜至1918年。一 1840～1894年间的中朝贸易这一阶段中朝贸易共有三种形式:使行贸易、陆境边市和海上贸易。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它是列强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两国相互敌对的结果,更是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参与了本次事件的处理,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甲午战争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