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强度、资源禀赋与征地满意度——基于全国273个被征地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

基于产权强度的理论框架,结合农户资源禀赋特征,采用Ordered Prob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揭示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产权强度各维度和农户资源禀赋对农地征收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中,赋权方面,农户排他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降低了征地满意度;实施方面,农户的处置与交易能力提高了征地满意度。得出结论:降低农户对土地权益认知与法律赋权之间的偏离程度,能够改善征地满意度;避免法律歧视的土地赋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鼓励农地的流转集中,缓解农地的细碎化,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土地征收形成有效制衡。提出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保障功能及其替代问题,而是隐含着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诉求,应强化农民的土地赋权。     

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关系到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是中国政府近年来面临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市场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失、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中国农地流转的总体水平偏低,农户分散化经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国外经验表明,土地流转离不开明确的土地产权、成熟的中介机构、农户权益的保护和完善的财税金融服务。针对当前中国农地流转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我国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法律清晰界定土地产权和严格保护耕地,培育专业的中介机构,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保护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采取强有力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等措施来引导农地流转有序进行,从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点;利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出行为与流入行为两个方面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特征与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强化土地流转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构建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流转风险,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中持续、稳定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可促进农地流转良性、有序发展。     

产权认知、禀赋效应与契约选择——基于农地流转契约治理的分析

农地流转中,契约的非正式化、短期化以及流转对象差序化与政府政策倡导的契约正式化、长期化和农地规模经营存在一定程度背离。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中农户的契约选择与农户对农地的控制意愿强弱密切相关,农地控制意愿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户的禀赋效应强弱决定的,而农地产权认知是农户禀赋效应的重要决定因素。文章从农地转出户与转入户的关联性入手,构建了一个“产权认知——禀赋效应——控制权强弱——契约选择”的分析框架,提出波纹环形圈的决策理论,并以减弱农户对农地的控制意愿为桥梁,从调整农户不正确的认知、加快标准化合同拟定、积极发挥村干部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利益权衡的调节作用、加快培育村民主动投入到村级事务及村级产业发展的事业中来的组织性和自治性等4个方面提出治理的思路。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

基于武汉都市圈12个县(区)的农户及村集体调查数据,运用并行多重中介模型研究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并对电子商务综合示范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休闲农业示范点的乡村产业振兴情况及农地产权安全性的激励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的增强促使土地流转行为愈发频繁,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用地保障,农业多元化发展优势逐渐凸显,乡村振兴活力被激活。然而,不同类型村域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且土地流转价格、土地流转对象和土地流转年限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因此提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政策建议：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户产权认知,因地制宜发展当地产业,同时尽可能地避免弱化农地产权安全性的行为,激发农户生产和投资积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农地流转的研究及启示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农地流转理论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仅仅研究影响农地流转的相关因素有其不足之处;提出今后应该重点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过程和决策理由,从而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和规律,为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寻找突破口,为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网络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基于内在认知的中介效应

通过将农户对宅基地的内在认知细分为流转政策认知、经济价值认知和产权认知三个方面,进而构建“社会网络—内在认知—宅基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合肥市1121份农户调研问卷,实证分析农户社会网络对其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提升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并促成其流转行为,且对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高于流转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宅基地未确权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的正向作用更强;对于青年和中年农户,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其流转意愿,但对流转行为并不产生影响,对于老年农户,社会网络能够促成其流转行为,但对流转意愿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升农户对于宅基地的流转政策认知和经济价值认知间接提高其流转意愿并促成流转行为,而产权认知的间接效应未发挥显著作用。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发生动因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明显的正面效用,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以陕西省白水县3个村、西安市阎良区5个村和灞桥区4个村为研究实例,对235户样本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及其发生的动因。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抉择;户主年龄减50的绝对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业收入、农户愿意种植面积和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之差的绝对值、流转政策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与否的关键因素。     

论我国林权流转制度之完善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对林权流转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国家亦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来规范林权流转。但我国林权流转制度在林地产权和林木所有权的界定及内容、林权流转中对流转主体利益的法律保护、对不同所有制的林木资源不同对待、林业行政主体与林权人的权利义务的平衡等方面存有缺陷。应从稳定集体林权制度、规范行政权,明晰产权主体、完善权益归属制度上完善我国现行的林权流转制度;在现实条件下,应当加快林权流转立法步伐,规范流转行为,放活林权经营权,实现林权流转方式多样化。     

基于农户视角的集体林地使用权流转调查分析——以江西省铜鼓县和靖安县的农户调查为例

农户是林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主体。基于农户视角,运用江西铜鼓县和靖安县77户农户调查数据,客观分析了农户对林地使用权流转的认知、判断、意愿及行为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普遍认知并满意现行的林地使用权流转政策;农户对林地使用权流转的判断和行为选择日趋现实和理性;农户的态度和行为选择上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异质性。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稳定流转政策、加强流转立法、完善流转市场及相关机制等建议。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基于TRA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以湖南常德市322户农户为例

以理性行为理论为指导,客观分析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内部结构和产生发展过程,是规范农户流转行为、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内在需要。准确把握农户流转行为动机和意向、客观分析流转行为过程和特点、全面探究流转行为规律和要求,有利于选择和安排农地流转制度、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而引导农户流转意向、完善农地产权结构、强化农地利益保障、健全流转信息平台、转变政府职能则是保障和促进农地流转行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权力主体的作用

中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后,有些村没有集体经济组织,需要由村民委员会来行使与土地相关的经济职能。土地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一种非市场资源。在明确农地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土地经营权,强调对农户农地流转过程的规范和监督。在基层权力主体中,充分发挥与农户联系最为紧密的村民委员会的基础性作用,并努力实现村民委员会协调其他多元主体作用的发挥,共同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保护农户农地流转权益。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农业转型升级、信贷可得性与农户融资渠道正规化：基于农地流转的背景

农地产权变得日益强化而完整,农地流转也正在常态化;农地流转既标志着农户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影响着农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农业结构的优化也可能产生金融影响：既提升农户信贷可得性,也改变其融资渠道。利用广东、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于农业的转型升级及其对于农户融资渠道选择等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从几个方面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营格局从细碎化转变为规模化;生产目的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生产,种植品种从以消费为主的大宗农产品升级为利润导向的经济作物。此外,农地流转在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加快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进而从改善供给与增加需求方面提升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并促使农户在选择融资渠道时更偏向于正规金融机构。     

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5县（市、区）574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各类风险的预期、农地流转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是影响其农地转出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户应对农地流转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经济理性;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年收入对其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农地流转过程中应慎重对待各类隐性风险,建立严格的风险监管机制;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保证农民参与权,同时积极引导农业规模经营;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流转租金管理;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及女性农民提供就业培训,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市郊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长沙市8乡镇农户调查数据

城郊土地利用与城市长远发展和城市农产品供给息息相关,根据长沙市近郊8个乡镇26个村的236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流转特征、土地认知和社会因素等五个方肼进行回归分析探寻影响城郊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流转土地农业生产所占比重、流转价格、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参加合作组织等5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人口、土地流转时间、对土地的态度、对土地产权的认识等5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所占比重、政府介入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国际视角下我国农地流转风险防范研究

农地流转有助于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民、规模经营者、基层政府作为农地流转的参与者,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展开博弈,导致农地流转中存在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规模经营者风险高、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风险。国外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表明,保障农地出租方权益,利用财政金融降低规模经营者的风险,管制土地用途严格保护耕地是预防和化解农地流转风险的有效手段。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通过法律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妥善安置失地农民;采取财税金融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分散规模经营风险;健全农地流转监督机制,防止农地非农化等措施保障农地的有序流转。     

沿海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的农户意愿实证分析——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提高农村土地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推进土地流转,不能忽略农户的意愿。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和对流转机制的看法等,都对土地流转有重要影响,传统文化中厚土意识,也影响了农地流转。加强土地流转的管理引导,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应对这些因素进行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