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卫尉八屯”小考

<正> 在汉代的中央三级保卫制中,卫尉属下的八屯卫士是一支宫城保卫的主要力量.但是,我在拙文《略论秦汉中央三级保卫制》中却没有提及,这主要是由于各种文献资料对卫尉八屯记载的含混不清,而且分歧很大.现在准备对这一问题作点小的考证,以求教于方家.下面先介绍有关卫尉八屯的主要资料,并稍加解释,最后再提出管见.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体刍议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创建了中央以皇帝为核心的三公九卿制,地方上推行以乡里组织为基础的郡县制。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呈宝塔式的政治体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明代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尽管封建时代地方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由秦制所沿袭,但历朝体制形式均有变化。汉初在秦郡县制基础上,改秦子弟无尺寸之封的做法,推行过一段时间的郡国并行政体。至东汉末原作为监察区的州,渐变成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至魏晋形成州、郡、县地方三级制。隋罢州,仍置郡县(后又为州县)二级制。至唐又在州(府)之上设道制。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又改道制为路制,出现     

唐代宦官专权与北军、马政的关系

在唐代历史中,北军之重、宦官专权是两大政治问题,学者们多有精辟的论述。但它和唐代马政都有联系,尚无人披露。本文仅就这一点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史学诸贤。 一 要明瞭唐代北军之重,宦官专权与马政间的关系,首先应该研究唐代北军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即其主力是由骑兵部队构成的。 唐前期北军起源于“太原元从禁军”,为左右屯营驻守于玄武门,归左右屯卫所辖。贞观十二年太宗始置左右屯营“飞骑”,以充实加强北军。据《太平御览》卷300引《逸唐书》说,左右屯营飞骑,“拣才力骁健,善骑射者为之”,“乘六闲骏马”。可证是一支骑兵劲旅。     

试论唐朝尚书令之缺职

唐代中央集权制度较之秦汉有长足发展。唐初三省分权,宰相之权一分为三,互相牵制,便于皇帝控制。三省本为平行并重之机构,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但在实际运行中,尚书省既参与决策又负责执行,便具有了秦汉时期丞相的权力。三省权力分配不均,与三省制的发展相背离,是为皇权不能容。尚书令缺职不授,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分离,开创了皇权专制—三省分权—政事堂集议三者相结合的中央集权新体制。     

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红旗跃过汀江(续完)——缅怀毛主席在闽西的伟大革命实践

江口会议定决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二十一个县城,人口二百五十万;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成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宋代冗兵成因研究之二

(一)厢军制度形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以禁、厢两军为基本构成的宋朝军制中,占兵员总额将近一半的厢军只是一支役作部队,类似于今天的工程兵性质。厢军之不预战事而专供役作,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特点。《玉海》卷319引《神宗史志》说:“材不中禁卫,而力足以充役,为厢军。”可以视为厢军的扼要定义。宋人叶适说:“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水心别集》卷12《厢禁军弓手土兵》)章如愚说:“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1)马端临说,“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文献通考·职役一》)在将厢军定义为     

秦汉监军制度简论

监军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在秦汉封建大帝国建立之后,君主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而创设的。秦和西汉的监军官吏除临时派遣的监军使者外,常设监军官吏分属护军、军正、监军御史三个系统。分别职掌监督将领、按皇帝符节发兵、刺举惩治犯法将士等责任。东汉一代,监军使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职责为监察出征将领有无抗命违法,作战不力等情事。这一制度为     

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

唐代,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至宋代,兵部大权旁落,军权转归枢密院,枢密院成为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宋太祖鉴于五代枢密使权力过大,压倒相权,严重威胁皇权之教训,对枢密院进行分割,将其直接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崛起,升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有发兵之权,而不统兵;三衙有握兵之权,而不能发兵。两者互相牵制。枢密院、三衙侵夺了兵部大部之权,但兵部仍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留存,权力减弱了,并非没有一点军权,它还掌握厢军、民兵、部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从而形成了宋代军权一分为三的局面。这是由于宋太祖、太宗汲取唐、五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的教训,对军制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枢密院——三衙——兵部新体制;亦是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控制军队方面的具体实施。从而导致唐代兵部统兵体制,历五代,演变为宋代的军权三分制。     

宋代的皇帝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国家形式,是皇帝专制制度与中央集权制的结合。宋代官制,是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官制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毫不例外,皇帝盘踞于整座官僚机构金字塔的塔尖。皇帝,与攀附在皇帝周围及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后宫、东宫、宦官、学士院、翰林院等机构,构成了一整套皇帝制度。赵宋皇帝制度,比唐、五代更务实,亦更为坚强。它有效地维护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发号施令权,维护着皇帝的终身制和世袭制,遏制了后宫、外戚、宗室、宦官对朝政的干预,避免了类似汉唐的外戚与宦官之祸。宋代自太祖赵匡胤至度宗赵祺,传了15帝,统治了305年(不包括流亡政府)。     

再论“矫制”——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

“矫制”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之一,它的立法宗旨在于防范和惩治臣子借用皇帝的名义行事。《张家山汉墓付简》公布的《二年律令》中有关“矫制”的条文,表明汉代的“矫制”之法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矫制”之罪存在着由二级制(害、不害)向三级制(大害、害、不害)的转变;“矫制害”与“矫制不害”之间在量刑定罪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对“矫制不害”的惩治仅仅是“罚金四两”,这是强调根据案件的客观效果来量刑定罪,它关系到对汉代法律思想的总体评价。     

“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唯物史观视角下秦汉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研究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及其历史特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层面,以皇权为中心,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在地方层面,以皇权和中央权力为中心,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且高度集中。这一历史时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展现出了实践理性、私有特质、大一统社会状态和社会文化下权力关系模式的"同心圆"规律。这一权力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缩影,对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权力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启示。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     

汉代监军制的产生与发展

实行监军制度,从而加强中央对军事武装力量的控制,这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制在军事制度中的重要体现。这种制度在秦汉时代经历了从酝酿产生到形成发展的演变过程。虽然后代的监军制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各自的特色,但是,究其根本,监军制的基本特征是在汉代确立的。     

汉代官制与外戚政治

<正> 外戚专权是汉代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皇帝的外家仗恃着椒房之宠、掖庭之亲而内干机密,出纳王命,监临百官,威权自专。从西汉的霍氏之乱、王莽代汉到东汉的窦、邓、阎、梁外戚之祸,终两汉之世,他们一直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汉代官制的发展,以汉武帝为界,可以分为先后两个大的阶段。汉武帝以前基本承袭秦制,汉武帝以后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央官制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一是宰相制度由丞相制变为三公制;二是内朝的设立和权力的扩展,凌驾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并逐渐把外朝的权力转移到内朝和尚书台。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与外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中国封建主义集权的逐渐强化

<正> 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指封建王朝中央统治集团的权力,它以皇帝或摄政人为中心,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主宰一国的全部事务.它分皇帝专权、摄政王专权、母后专权、强臣专权、君臣共和集权等情况.中央集权孕育于原始社会,和宗法、国家一起诞生.宗法即宗族法规,也孕育于原始社会,它以父系家庭的财产私有和继承为经济基础,以嫡长子继承父权为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尊从家长、族长,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祖先为旗帜,组成     

新中国打击地下“圣母军”始末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然而,西方敌对势力对这个新生政权极端仇视,进行各种破坏。其在华渗透多年的地下组织——“圣母军”,就充当了破坏新中国的急先锋。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政府果断出手,一举摧毁了地下“圣母军”。     

关于河南的蒙古军

军事制度是13至14世纪蒙古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现今，已经有许多著作论及成吉思汗军队的组织情况，保卫皇帝的怯薛军，戍守边防的探马军，还有元朝的兵制系统①。我们能够看出一种探究军事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阐明帝国内部结构的研究趋向。当然，就是那些保卫和扩展帝国及其居国领土的常备军，每支军队都有程度不同的战斗力。通过这种研究，就能揭示蒙古国时期诸多历史的新方面。目前，除了对伊利汗国军队的研究取得一些成绩外，我们仍然对各个领域军队的状况没有深入研究②。鉴于此，这篇文章将探讨在攻打金朝过程中形成的，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