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看中菲南海争端解决

中菲南海争端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归属和海洋划界争议,国际仲裁法庭对此没有管辖权,也不得指示临时措施。不过,如果仲裁法庭将中菲南海争端解释为中菲南海管辖权之争,则其有可能对中菲南海争端行使管辖权,进而指示临时措施。但无论如何,仲裁法庭不得对中菲南海争端所涉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作出裁决,也不得作出对岛礁主权归属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裁决,否则就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在中菲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形成关于菲律宾提交的国际仲裁申请的研究报告,积极与菲方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协议,按照国际法和相关国内法进行南海执法维权,完善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发展年度报告制度,在适当的时候,在有利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前提下,考虑接受国际司法机构对海洋争端的管辖。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经济合作的地缘战略意义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地缘战略意义。从西向印度洋来看,中南经济合作通过构建覆盖中南半岛并连接北印度洋的陆地运输体系,有利于我国应对资源运输中的"马六甲问题"。从东向南中国海来看,中南经济合作也有利于中国维护南海地区稳定,有助于我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的经济互利,是限制南海争端扩大、升级的重要因素。为维护经济合作的大局,泰、柬、老等东盟国家更加接近中国反对区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的立场,为缓解地区安全紧张创造了条件。     

国际海洋法视野中的南海争端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之前,南海争端的重点是对岛屿的争夺以及对其主权的确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后,南海争端主要表现为海洋权益的争端.由于海洋法公约存在不足,一些周边国家借此曲解公约,大肆瓜分南海海域,并以此来谋求对南海各岛屿的占领.但海洋法公约同时也为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相关国际法为基础,通过各国友好、和平协商,才是解决南海争端的最好途径.     

南海仲裁案实体裁决的岛礁法律地位判定:法律悖误与中国应对

中菲南海争端的实质是相关岛礁的领土主权争端以及与之相关的海域划界争端。菲律宾无视中国将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主张权利的事实,将南沙群岛进行分割,要求对中国占领或控制的9个岛礁的海洋权利进行逐一判定。仲裁庭无视自身对争端主题事项并无管辖权的事实,错误地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使用本末倒置、自相矛盾的论证方式支持了菲律宾几乎全部的仲裁请求。面对已经作出的仲裁裁决,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裁决书细节的分析研究,在法理上进行有理有据的批驳,为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找出正当的依据。从长远看,中国还应为今后可能出现的连锁反应提前做好对案,而最理想、最有效的对案就是证明中国在南海是以"群岛"为单位主张海洋权利以及洋中群岛制度适用于南海四大群岛具有习惯国际法的基础,防止中国在南海的权利被"切割"。     

中菲南海争端与海洋主权的法律保护

南海争端是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这场争端中涉及国家主权、历史争议、法律交锋及愈发敏感复杂的现状,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特别是近几年南海周边各国纷纷有所动作,使得我国在南海的主权受到严重威胁,也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本文主要针对中菲南海争端,阐明了我国享有南海海洋主权的法律根据,并对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南海争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进行了分析。     

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目前6国7方在南海形成激烈角逐局面;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其中南海九段线成为现代史上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的标志性证据;"九段线"是岛屿归属线,还是南海疆域线,我国政府对此未作出明确界定,而是提出"历史性权利"应对;中国与东盟争端国就争端问题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中国应从政治、外交、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采取综合性的策略来应对南海争端。     

南海岛屿争端中中国对越政策研究——物质、制度与规范的视角(2010—2015年)

2010年以来,南海主权争端持续发酵,中越两国在南沙与西沙群岛上的主权争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在这期间,中国的南海政策趋于强势,越南官方甚至认为中国在这期间的政策损害了地区安全秩序。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自2010年以来对越南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本文结合近年已有的研究,提出以物质、制度与规范三个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南海政策,以求以一种全面、客观的视角分析与评价中国对越南的南海政策。     

东亚视阈下东海、南海领土争议之比较及启示

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将发展的重心逐步转向海洋,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持续紧张。尤其是东海、南海成为该地区海洋领土争议烈度最高的海区,并逐渐呈现出两处争端彼此联系的趋势。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力量对这两个海洋争端的关注或介入,也表现在这两个海洋争端对于东亚一体化推进、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东亚海洋争端全面解决等问题的重要影响上。但是,东海争端与南海争端彼此间的差异也很明显,两者在争端起因、战略重要性、争议关注点、当事国实力差距、最终解决途径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必须要高度关注东海争端与南海争端的联系与区别,在未来海洋战略的制定中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争取中国海洋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南海问题初探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南海争端逐步国际化,南海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南海争端正朝着对我国不利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遭到了损害。南海问题对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石油安全、地缘战略安全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国要处理好与东盟国家及美日等区位大国的关系,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南海资源开发战略,以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考——以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南海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的安全战略思考不可避免的必须考虑到南海安全。近年来,南海局势在各方因素的推动下愈发复杂多变,除了有以东盟国家为主的声索国觊觎南海利益之外,美、日、印等域外大国也插手南海事务,南海问题受到国际上广泛关注。本文以中菲南海争端为代表,梳理中菲南海争端由来与现状,深入思考中国南海安全战略。中国在南海安全方面的战略考量,对于我国国家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论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

东南亚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区域,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逐渐在东南亚塑造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国家形象。当前,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经贸问题、南海争端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等问题。要进一步塑造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必须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加强文化外交,协调好与美日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     

中越发展"四好"关系的战略价值与对策思考

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利益与共，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发展新型“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关系，对于解决南海争端、消减反台独斗争的后顾之忧、淡化东盟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打破美国对我遏制的战略图谋以及拓展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巩固我国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和维护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推进中越“四好”关系发展，必须淡化大国意识，确立平等理念；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从现实出发，和平化解南海争端；加强两国全面、多边的合作，特别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密切两党之间高层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构建睦邻友好的新模式。     

浅析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及中日博弈现状

海洋在国家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中占据突出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近年来南海问题呈现"六国七方"态势,日本企图利用介入南海争端拉拢东南亚国家,实现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势力"南下",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岛礁归属和海域划分问题演变成中日两国在南海地区的政治博弈。     

冷战中期日本南海政策及在东南亚势力的加强

冷战中期,日本对外关系重点仍是发展日美同盟,积极参加美国构筑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包围圈,并加强自身防务力量的建设。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日本为获取外部能源和材料,对南海地区石油开发的投入越来越大,南海航道对其发展来说也越来越重要;对于中越西沙争端,日本媒体舆论对之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官方亦采取中立态度,希望争端和平解决,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南海通道安全。     

护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海盗防范区域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要保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稳步进行,保障航道安全是首要前提。海盗问题如同恐怖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从古至今不断演变,成因复杂。近年来南海海盗问题愈演愈烈,尽管南海各方几十年来为构建航道安全做出不懈努力,然而对于日益猖獗的南海海盗问题,仍显得力不从心。南海各方应将松散型的海上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完善成为以"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支撑、软硬法有机联系、各方紧密合作的高效的区域合作法律机制,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成为东西方合作共赢的典范,定将有利于南海局势的缓解,有利于南海争端的解决。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程序问题评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当事方自愿选择程序优先与第三方强制程序补充的双层争端解决框架,包括附件七仲裁在内的强制程序要确立其管辖权,必须以《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为属事管辖范围,以优先适用当事方自愿选择程序为前提,并以不存在法定排除、当事方声明排除两类排除强制程序的情况为限。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违反了属事管辖原则,错误地定性和认定菲律宾所提诉求构成中菲两国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并对《公约》之外由一般国际法所规范的在本质上属于南海岛礁领土主权问题、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的争端以及南沙群岛作为大陆国家远海群岛的法律地位的争端,错误地行使了管辖权。同时,仲裁庭违反了优先适用当事方自愿选择程序原则,错误解释了《公约》第281条关于协议选择争端解决办法与第283条关于就争端解决办法履行交换意见义务的条款,侵犯了中国依据协议选择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权利,错误裁定了菲律宾就仲裁事项所涉争端的解决方式与中国履行了"交换意见"的义务。此外,仲裁庭违反了《公约》第297条法定排除和第298条当事方声明排除强制程序的规则,错误否定中国在南海相关海域的活动属于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渔业权利等主权权利的事实,错误解释了关于海域划界的争端和涉及历史性所有权争端的条款,错误地对已被中国排除适用强制程序的事项行使了管辖权。     

海洋命运共同体下南海区域搜救合作的制度化构建

构建南海各国普遍接受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是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的核心。然而,由于南海国家普遍对于主权维护具有较高敏感度、部分国家单方主张搜救责任区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干预南海安全治理等情况,搜救合作规则的构建前景并不乐观。在此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其所包含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的理念内核,有助于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增进南海国家搜救合作意愿,营造更加平等包容的合作平台。鉴于南海搜救合作基础薄弱,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适宜采取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构建形式,以包容且审慎的态度广泛接纳多元参与主体,同时将搜救责任区划分、争议海域搜救、战时搜救等敏感却有现实需要的议题纳入。目前南海区域治理处于变革的关键期,我国应主动引导区域搜救合作规则构建,提升南海安全治理国际话语权。为此,需要广泛同南海国家签署搜救合作双边协议,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合作机制,全面提升南海救援能力,从而更好地提供南海搜救国际公共产品。     

美国南海政策的历史分析——基于美国外交、国家安全档案相关南海问题文件的解读

美国南海政策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发展于70年代中关建交的过程中,最终经由冷战后中美战略关系的调整而趋于定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国南海政策确立了从属于东亚整体战略,以及一般情况下保持中立“不介入”具体争端事务的基本原则.然而,在东亚整体战略主导美国南海政策的情况下,中立不介入原则并非永恒不变.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国家安全档案和盖尔公司解密文件数据库的资料分析显示,美国南海政策的基轴不在于南海争端不选边站的原则,也不在于对盟友的承诺,而在于美国亚太利益对南海政策的战略需求.     

两岸合作维护海洋权益研究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海峡两岸共同面临着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两岸无论在南海还是钓鱼岛问题上都持有基本一致的立场,也有过共同维护主权的历史。大陆地区的南海政策与钓鱼岛政策日渐积极和主动：台湾地区的政策曾经一度出现倒退,随着马英九的执政重新回复“正轨”。两岸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海洋法律制度,为主张主权和相关权利奠定了法理基础。两岸在“历史性水域”、太平岛的利用、钓鱼岛的行政建制、海上航行安全、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存有广阔合作空间。两岸在维护海洋权益上谋求合作,符合两岸的根本利益,未来合作维护海洋权益的前景值得期待。     

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源起、调整与利益分析

二战结束后,冷战之初,美国虽然很少对南海争端表态,却将南海视为其"反共"的前沿阵地,坚决反对中国控制南海,并挑战中国的南海政策主张。随着美苏对抗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逐渐回归中立。不过,这种立场是美国为了拉拢中国而被迫形成的相对、模糊的中立。美国在南海逐渐形成的众多"国家利益"也表明其在南海事务上不可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