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游移——狄楚青办报思想演进的逻辑性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也是中国报业的转型时代。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幻,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选择中分化。狄楚青是转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康梁,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戊戌政变后,他背离康梁,由积极参政的政治精英转变为以报馆书局为生的文化精英。伴随着角色的转型,狄楚青的办报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转变,即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转变。狄楚青办报思想的演进是清末民初中国新闻业转向的折射,是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代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社会选择

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儒教、家族制度和科举制这三面政治筛子的社会选择作用,塑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强大群体。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通过儒教、家族制度和科举制的社会选择作用,有力地巩固着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直到清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因为失去儒教、家族制度和科举制的保护和选择,才被新型的知识分子所代替。     

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清末民初广州新式社团的萌发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剧变动和转型之中。广州地处南国一隅,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却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而孕育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来自新式社团组织的产生。广州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点的地理位置、商绅群体的形成、新闻传媒的发展,是新式社团产生的背景因素。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考量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宪政发轫与实践的重要转型期。维新变法揭开了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序幕,辛亥革命则是清末民初宪政转型的一次重要实践。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发展依时间的推移由缓变激,渐次演进。考察清末民初的这两次宪政实践活动,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和体认宪政。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交往:新文学的助推器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形成纷繁复杂的交往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内环境,而且影响了新文学的外环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助推器。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历来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而忽略商人的历史贡献,注重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而忽略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形成相对片面的文学史。经济与文学互渗关系的发现,有助于揭示知识分子与商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共谋关系,使近现代商人群体浮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地表。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清末民初短篇武侠小说的嬗变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和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与启蒙运动促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清末民初的短篇武侠小说也表现出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特征,在叙事形式上,它既有对传统叙事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西洋小说技巧的借鉴与引入。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职业小说翻译家,产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域外特色和世界眼光的短篇武侠小说。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1].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     

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

清末民初是中国新闻事业开始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近代化报刊也逐渐成为当时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小说与报刊业始终保持着密切而微妙复杂的关系。在清末,小说与新闻业呈同步发展的态势;而到民初,与新闻界长期遭受打击和镇压的命运相反,小说事业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清末民初的小说有80%登载在报刊上,民初的登载率又远高于清末。除小说专门杂志外,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以及一些综合性报刊也大量登载小说。其中,小说产量与小说杂志数量的走势基本吻合,这说明小说杂志始终是小说和小说理论发表的最主要阵地。以小说杂志为代表的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的变革,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①。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政治危机固然构成其中的一个面向,     

阵痛·觉醒·变革:清末民初桐城教育现代转型

中国教育的历史变迁,以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段最为关切,停废科举直接改变了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与仕进渠道,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各地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清末民初以来,桐城知识精英主动为桐城、乃至全国教育转型与发展作出贡献,桐城教育亦经历了阵痛——觉醒——变革的渐变式教育转型与发展脉络,新式教育逐步确立,时人教育理念得到更新。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

士绅一直是地方志的主要编纂者。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动 ,江浙士绅开始转型 ,出现新旧兼学的新型士绅 ,其知识结构、思维视野及价值观念相应发生变化 ,新型士绅构成江浙地方志编纂的主体。在时事嬗递与士绅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江浙地方志从编纂理论、体例门类、编纂方式到方志内容 ,发生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而在经济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负有使命感的进步士绅促使乡镇志再度兴盛。江浙士绅与地方志的互动关系折射出清末民初江浙社会文化变迁复杂而丰富的面貌     

学术研宄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读《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

<正>2015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百年历程。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白话文运动也已百年。提到白话文运动,人们总是过多地将视角聚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时段,而对于白话文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发生却鲜有提及。没有晚清,哪来"五四",这一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著名论断也显现出了清末民初这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段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天津     

有线电报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有线电报是第一个能够准确传递远距离信息的电子媒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在这一"新媒体"的冲击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和民众思想观念更是经历了文化精神、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及至今日,电报所塑造的突破时空的信息传递观念仍深刻地影响现代通讯方式和媒介文化。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

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在新经济政策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里,知识分子利用政策调整提供的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规训之下,知识分子经历着痛苦的群体分化和政治转型。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政治激进参与,“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变革述论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服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面临的大变革。本文以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为着眼点,考察了中国剧烈转型期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认为其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并深入分析了服饰变革背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影响。     

从科举到新式学堂到报人作家——以卢天白、尤墨君为例看民初文学的“通俗化”

在“新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旧派”通俗文学曾一度成为清末民初文坛的“市场主流”.“旧派”文坛最大限度地接纳了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大部分失去举业的“士人”提供了暂时的出路与“表达途径”,其中也包括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预备”留学人士,如卢天白和尤墨君等.他们没有像“留学生”那样成为了“新派”,也没有凭借在新式学堂的教育而增进“创作力”,反而和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靠着“旧学”根底谋得了“撰稿者”的身份,并与庞大的“旧式文人”撰稿群体一起促成了“旧派”文学的兴盛,“塑造”了民初文学的“通俗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