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通今致用史学所急”：陈庆年史学经世思想探赜

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情势下,陈庆年经世思想和实践主要表现为：修订《两淮盐法志》及《两淮盐法撰要》;撰写《兵法史略学》等兵史学著述;稽查史书维护领土主权等.在坚持史学致用功能时,陈庆年更强调史学的求真.     

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二十年

19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和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涉及史学为什么要面向和服务现实、史学服务现实的特点、史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等.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包括史学是否要服务政治,史学服务政治时如何保持学术独立性,史学服务政治的特点和方式.三、对史学脱离现实原因的反思,或者认为是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所致,或者认为是史学自我的学术封闭造成的,或者认为是未能正确认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服务现实的方式与原则所致.四、关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主要涉及史学价值与功能的构成及特点,史学的人文价值及社会功能,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等.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研讨结合新的社会条件和学术进展,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但不少基本理论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上仍然未能很好解决.     

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

中西史学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差异。西方史学在结构上体现为主客体因素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领域的二元对立,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实践与理论中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与此不同,中国史学内部则呈现为修辞、史实、思想在史著、史家以及史法方面的三元统一,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求真、求善与致用相互一致。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源于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两种不同二分法,它是中西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文化类型差异的具体体现,二者不存在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相反有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正确评价中西史学的成绩和贡献,综合吸收两种不同史学传统中的丰富养分,有助于深化当代历史研究,推动当代历史阐释学建构。     

经世致用传统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误导

历来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多持肯定态度，本文则着重论述了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文章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中挖掘了经世致用观念的思想文化根源，指出它虽是史家以史学为工具去介入干预现实，从而表现出中国学者所一向标榜的积极入世精神；但它实际是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误入专制政治的陷阱之中，使史学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致用工具，从而丧失了史学自身的独立学术品格。在近代以来兴起的科学民主的学术潮流中，经世致用传统固有的不足愈显不合时宜。摆脱致用功利意识，建立以求真为第一义的学术发展范式，乃是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希望所系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文学史的内容分为文学史实与文学评论两部分,前者具有史学性质,后者具有诗学性质,史实部分是不能随意“重写”的。文学史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求真是其根本性质。求真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文献,进行细密的考证工作。文学史要以文学史料为基础,没有充分可靠能说明问题的史料,就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文学史。好的文学史一定要具有史学品格。     

简论实学思潮对明清野史的影响

基于学术理念与文化精神的一致,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相辅相成的互动态势.本文以该时期野史稗乘的极度繁盛为主线,围绕着史家主体意识的强化、“求真”与“致用”的张力维度、史家视野的扩张等方面,简要讨论了明清实学对野史繁盛的推动与规约.     

朱舜水史学思想及其对日本史学发展的影响

朱舜水的史学思想包括大义名分的史观思想、尊史求真的史德思想、考据存疑的史识思想和以古为镜的史用思想四个部分。其中大义名分和尊史求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进《大日本史》的编撰理念中。此外,朱舜水还为《大日本史》的编撰培养了一支技术精干的专业队伍。朱舜水的史学思想还对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史学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日本江户前期的史学发展。     

致用·求真·精博

历史研究要打开新局面,做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的工作,为四化作出贡献,从管见来看,首先必须注意三点:致用·求真·精博。致用是根本。回顾春秋后期以来两千五百年的     

论治学求真与政治间的背反现象——以历史学为例

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历程来看,将学术当作工具,靠损伤学术来满足政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弊端多多.我们既然认可学术(求真)和政治(致用)均为人所必须,那就不能"只许其一,不许其二".学术的本质在求真,政治的本质在实用,学术界与政治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界域,二者应当各司其职.学术、政治虽然最终统一于"人",但却不能互相替代.摆正学术与政治的位置关键在于处理好"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这一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实际上涉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一种"背反"现象.对这一现象加以透析,有助于重新认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

南宋学者和政治家崔与之创立的菊坡学派,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文学、思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多曾经担任史官,对史学具有明确的认识,表现出与宋代义理史学完全不同的求实致用特征,为岭南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学的客观性新论

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认为，史学是有客观性的，但他们无限夸大了这一面，忽视了实证主义的不足，因而屡遭相对主义者的质疑。但相对主义者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打出了否认史学客观性的论调，把史学等同于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相比于实证主义的缺憾，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一激进观点存在着更为严重的缺失，因为它已完全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根本。笔者通过对这一争论的评析，认为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历史史料、主观态度中，而是存在于史学研究者求真求实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于读者、研究者实事求是的审视与评判中，简言之，就是存在于求真求实的史学研究过程中。求真求实，这是史学客观性赖以存在的基石，是史学有无客观性的重要评判标准。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史学研究思路只有同求真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才能焕发史学活力，使史学研究健康发展。     

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等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过,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在中国史学上、史家作为社会一员而与社会的关系、史学作为历史进程的反映而与客观历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很复杂的.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它们是打开中国史学宝库丰富宝藏的钥匙.本文将按照这样的思考程序来阐述对于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这就是:史家的社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它们的这种联系,并不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相互矛盾的因素而有根本上的改变.同时,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联系,“以至于可以这样认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影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影视史学是历史学与现代影视以互补与反馈为基础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科学性要求影视史学求真,艺术性要求影视史学创造;影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永远是两条渐近线,这两条渐近线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完全重合。     

“超越”还是“回复”——与《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商榷

蒋大椿先生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从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 ,关于超越唯物史观的问题等四个方面 ,论述了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这些观点存在逻辑矛盾。其实社会历史规律是客观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基础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并不是某一历史事件的具体规律 ,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从史学“两重性”到“四分层”——论新时期史学本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分层”正是为了探究“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但这必然引出的问题是：史学各分层上的知识本质和认知形式的不同终究要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划分？因此,关于史学本质首先应探讨的是其判断标准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将史学本质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