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巩固新中国和发展新中国的实践中,在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这一对极其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时,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有时意识形态占主要地位,有时国家利益起主要作用,有时又是二者的重合。从总体来看,毛泽东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体现出国家利益不可动摇的原则。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既有分离,也可相互渗透。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受到人们主观认识水平的影响、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的多层次性等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但国际关系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则有导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倾向。     

建国初期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历史启示

建国初期意识形态建设因其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为当时的中心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又为建国初期独放异彩的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全新内容。其基本经验是: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贯彻“双百”方针,发展繁荣文艺;反对迷信与愚昧,积极倡导科学精神;营造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文化氛围。建国初期意识形态建设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搞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做到: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树立牢固的阵地意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事求是,尊重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规律;坚持“双百”方针,科学开展思想批判与学术争鸣;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纳入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国家与社会:解读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的基本向度

社会与国家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马克思的社会与国家学说以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整合、社会的人的自由理性发展为指向性目标,深刻说明了国家治理与社会调节各自的覆盖范围与功能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理顺各种利益和矛盾,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注重国家的管理和协调与社会的调节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     

"意识形态"与科学性

马克思在对“旧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中指出 ,“旧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形态 ,其原因在于“旧意识形态”与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矛盾之间的关系 ,在于它是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观念中的反映。〔1〕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并且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那么它应该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意识形态”的基础 ,正是在与这个基础的关系中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科学性。本文试图从两种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联系 ,探讨意识形态与虚假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关系。     

"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

近年来“人道于涉”论在西方甚嚣尘上,其实,所谓“人道干涉”并无人道可言,“人道干涉”论只是西方为确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所做的舆论准备,以此为法理依据的关国新干涉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造成了极大威胁。美国海外干涉往往具有多重动机,包括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后者除政治意识形态如民主、人权外,还包括民族意识形态即关国的道德优越感和全球使命感。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关键。     

保障我国新时期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构建

当今世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同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间的利益竟争、意识形态斗争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安全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安全因素,构建科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有利于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促进社会发展.本文从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入手,详细阐述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体系.通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深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保持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作用、改变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形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保障意识形态安全法律建设是这一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论“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兼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概念,“国际社会”具有两面性。从表面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开展合作的场域,应建构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因而在国际交往中不应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和以意识形态划线;从本质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开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场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性的关键是国际话语权,其实质是国家(或国际社会成员)的国际利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国际社会”,有利于看清“国际社会”的本质,这对于深入理解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舆论的实质,特别是对于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国家利益”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

以“民族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为据而认定“国家利益”形成于近代西方的观点,混淆了 “国家”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如同民族国家本身只是国家的一种具 体形式,“民族国家”是“国家”的种概念一样,民族国家利益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民族国 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种概念,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外延。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还需要理清 国家利益意识与国家利益本身、国家利益与国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声称的国家利益等等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些 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外交政策语境中,民粹主义通常以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两种作用形式出现。当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相联系时,具有寻找敌人、反跨国主义、反全球主义的内在偏好。与之相比,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策略选择,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唤醒受害者意识-提出排他性承诺-修正过错方行为”的民粹主义叙事逻辑,使外交话语带有再政治化及否定性特征。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构成了民粹主义两种基本的作用形式,二者既有所区别,又互为整体,其互动关系充满张力。将欧尔班及莫迪作为案例比较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国别差异,但政治话语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特征。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具有弱整体性的特征,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外交体制的改造,鼓励了外交事务的公众参与,但其效能受制于国家实力与国家制度、传统外交机制及自身缺陷,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     

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社会利益变迁与意识形态建设的互动逻辑分析

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其在多维逻辑上与社会利益关系变迁互动统一.从价值逻辑来看,利益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意识形态建设就是为了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实现、维护一定社会利益;从理论逻辑来看,社会利益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互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史来看,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辩证关系也符合历史逻辑.社会利益变迁与意识形态建设的互动规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与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是在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对苏(俄)关系上,邓小平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国家利益观,即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反对霸权主义、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发展和提高实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等,这对我国外交方针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978年以来中国"国"与"民"关系之历史演进——立足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考

国、民之意涵及其关系结构关涉到三个层面,即产权、协调机制以及意识形态层面,二者的关系结构随着时间与空间而演进:1978年代,以农村为中心的国退民进;从1990年代开始,改革的中心位移至城市,国民关系结构是选择性行政集权与经济性放权并进的格局;2001年代以后,国家能力快速增强,国富民穷格局初现.国与民的互动是国家自我利益取向与社会整体利益取向不断调和的过程,能动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私有化、去集权化以及双轨制是其中的基本作用要素,它们既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表现的强大驱动力,也是目前经济国家化的重要导因.     

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研究

话语转换对我国当前社会利益的协调、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有着重要影响,是深化及拓展我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检验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效果的首要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应有效厘清意识形态“一元导向”和多元价值体系“多元取向”在话语转换中的伦理关系,高度发挥文化载体在意识形态话语转换问题上的主体作用,使民众更加广泛地了解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精神屏障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系统的灵魂,事关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的政治稳定。然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我国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挑战,主要表现为四大风险：话语权或“削弱”或“旁落”风险、价值认同“被消解”风险、传播阵地“被抢占”风险、西方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青少年”风险。应对“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需要从技术和社会两条路径入手,一方面加强对算法推荐的技术规训,遏制“算法利维坦”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重视民众的利益关切,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与创新,以此筑牢国家安全的精神屏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与属性的辩证理解

既然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那么国家意识形态必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意识”，国家意识形态就没有真正的国家意识主体。国家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可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也可以转化为褒义或贬义的概念。从历史的经验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阶级利益，最终必然要竭力维护从根本上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然要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辩护。并长期表现为虚妄和欺骗。企图使自己的统治永恒化．从而表现为对历史的反动。     

解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 ,都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葛兰西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 ,说明统治阶级如何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来达到控制社会舆论和巩固政权的目的。葛兰西认为 ,国家权力一般都具有双重职能 ,即“强制” (暴力统治 )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结合 ,而前者又以后者为基础。他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思想、道德方面的统治权 ,这是意识形态的功能 ,亦即国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内容 ,以被统治阶级的“认可”、“赞同”、同意为条件。而阿尔都塞则在葛兰西思路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意识形态与利益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规律"探析

有什么样的利益状况就会决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对利益关系协调有巨大的反作用.然而,现实中的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却复杂多变.尽管意识形态不会和利益状况时刻保持一致发展,但总是以利益为基础,围绕利益关系这条中轴线上下波动.意识形态的这种相对独立性特征包含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规律",并开启研究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新角度.     

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社会学分析

从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来看,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既不能过于紧张,又不能松散错位,应在对话交流中实现有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要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汇聚形成,应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原则、社会基础和思路方式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