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

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与包容性产业创新

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转型缓慢、收入分配失衡、需求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因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来完成跨越。但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不能割裂,转型阶段的中国应采取包容性产业创新的模式。为实现包容性产业创新,需要通过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达到以上目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步入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只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阶段。我国长期粗放型发展,造成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矫正结构失衡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和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基尼系数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

中国在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经济体会在这一发展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动态地满足这些条件。     

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见解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逐渐凸显.借鉴世界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可以相信能够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也能通过采取建设有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与创新、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     

中国经济“双陷阱”问题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还面临“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处,即“分配陷阱”.双重陷阱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体两面.走出“双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公有制分享经济运行机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全面引入“利益分享机制”,使职工收入与企业净收入挂钩,可以摆脱私人产权关系下的职工工资制度,从根本上克服私人产权关系下资本对劳动的侵蚀.以“利益分享机制”的推广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不失为助推中国经济走出“双陷阱”的一种选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探究——结合“卡夫丁峡谷”理论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积累大量财富与发展经验的同时,拉美、东南亚、前苏联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以后进入了经济徘徊停滞时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世界上旨在跨越资本主义艰难时期的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结合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对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深入探究。     

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首先结合国家样本和国际经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路径,包括平衡需求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等。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若干问题

坚持和深化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继续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历史任务.本文从广东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角度出发,分别从“问题的提出”,“理论判断”,“改革行动”三个层次着重探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世界·中国·长三角——未来二十年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研究

本研究报告从世界经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中国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研究视角,研究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未来20年可能处于的大环境.研究的初步结论表明:未来20年期间,世界经济将处于康氏长周期的衰退一萧条一复苏期;中国经济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长三角地区的上海都市经济圈有可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纽约都市经济圈的世界第二大都市经济圈.浙江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环境将处在一个不确定性增加且多变的时期,正视危机,抢抓先机,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关键.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本文通过库兹涅茨假说把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目的。通过非参数估计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库兹涅茨假说在更强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成立的,并考虑了时间虚拟变量对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的方法下,利用48个国家／地区的630组数据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现阶段产权制度的两重性与现代产权制度建设

我国产权体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体系在本质上实现了现代产权制度;另一方面,现有产权体系中还存在着部分古典产权制度痕迹,导致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一些宏观缺陷,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加强现代产权制度建设,消除古典产权制度痕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体系,能够克服古典产权制度痕迹导致的宏观经济缺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推进产权权利束,从古典产权制度中完全由资本所有者拥有部分地向劳动者转移。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情况有所差异,不同类型的企业,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和改革的途径应各有其特点。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分析视角。新古典视角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支撑增长的核心要素不足。这一解释略显褊狭与静态,无助于理解当前面临的困局和启发改革的思路。制度分析视角则主张,经济绩效与要素供给最终都受制度安排驱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陷阱",支撑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之后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进一步进行制度改革。     

中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的结构优化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实施收入优先增长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从总量增长角度进行考虑,还要从结构优化方面进行分析,即中国的收入优先增长主要是应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来实现。考察典型的高收入国家美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其长期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能对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从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自身特征和运行规律来看,在中国实施收入优先增长的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短期是应该的,但难以作为长期举措。财产性收入增加是收入优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放任财产性收入过度膨胀,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应该成为中国收入优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