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与返魅:新世纪生态小说的现代性反思

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是人类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只有深刻反思现代性的文化逻辑,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现代性以智化与理性,摒弃任何具有神秘性的有魔力的事物,追求对"世界的祛魅".而新世纪的生态小说通过灵异动物的本性重塑,远古神话的回响再现、以及民间宗教的激活复归,演绎着自然世界神性,从而显示反拔着现代性对自然的祛魅,蕴涵着作家对现代性予以反思与质疑的立场.     

大众媒介时代的祛魅话语——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大众媒介

场域理论作为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展示着相对自主的领域内部鲜为人知的力量对比和竞争变化。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不仅代表着事物内部自主性的延伸追求,还在外来因素的制约面前极尽圆滑的维持着自身的游戏规则,即使是在当今的传媒时代,仍然发挥着个体与体制运作的中介作用,且并不具有情感色彩。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权力的话语被新兴媒介不断的加工与复制,成为权威华丽的扬声器。究其原因,实乃场域内部权力争夺的游戏规则运作所致,而当宏观地截取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时,便可以看到,传媒时代赋予大众媒介的话语权正在日益膨胀,而其所呈现的略带霸道的媚俗性话语也有待展开进一步的祛魅工作。     

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与文学话语范式反思

随着现代性的断裂和消费主义的莅临,文化价值谱系与人文话语范式陷入解构的困境,现代性文化所坚守的启蒙理性、艺术自律、人文神话、审美超越、历史总体性等元话语,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下不再合法,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世俗化、多元化、浅表化、文艺消费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碎片化等.现代性以来的文学话语范式也随着文学共同体的解散、"文学场"的"他律化"和文学实践的消费化而面临阐释的焦虑,甚至失语.     

中国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及其现代祛魅

当前要把握住年节文化祛魅化的发展转向,需要从梳理其核心精神入手.中国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世俗神性在商周祭祀礼仪中产生,在至尊神性的加入与融合中(由汉至清)走向成熟.现代以来出现祛魅化的趋势,意味着中国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已经处在重大变革的边缘.当前应该考虑以多元主体推动多元精神注入年节文化,重塑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     

历史谱系的祛魅——五四时期现代历史剧的文化阐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离家出走”成为这一时代戏剧的母题,而历史剧其题材的历史性,更使得其在表现“离家出走”时,所侧重的往往是“离家”这一传统历史谱系的祛魅,即通过驱除传统文化的“魔力”,剥夺其所拥有的神性,而最终达到张扬现代精神的目的。     

理性自身的启蒙——阿多诺“祛魅”观重构

理性曾经成功地祛除了世界的神秘性和形而上学之“魅”,但理性自身也染上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痼痰.阿多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对理性自身的附魅过程、危害性及其来源作了深入精辟的分析并明确指出了对理性进行祛魅和启蒙的道路,从而在韦伯的基础上把“祛魅”概念向前作了实质性的推进.     

“祛魅”与“复魅”之间--论“道统”与“政统”纠葛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具有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不同的时代,其代表的精英"道统"与代表权势的"政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两者相互的关系表现在"祛魅"与"复魅"之间,这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模式,它既是针对自身,更是针对彼此,并外化成"突破"与"规约"的结构。在暧昧的纠葛下,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条颇为传奇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之路,其作为一种传统原型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符码,绵延至今,不曾断续。     

“话语霸权”、批判性反思和中国学人的学术自觉——从王绍光《祛魅与超越》等谈起

在当今已经高度融人到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开展学术研究,我们必须一方面积极学习和借鉴海外的各种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基于自身情境的本土化学术研究,而且后者是当前中国学术界亟需加强的地方。这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如何有效地实现本土化却是一个现实难题。本文就主要以在这方面做出积极探索的王绍光先生《祛魅与超越》等著作为例,对作者关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和学术自觉的探索等内容进行述评,最后提出笔者对中国政治学本土化问题的一些思考。     

祛魅化与市场转型——1949年后中国大陆理性化过程的历时性分析

本研究沿韦伯西方理性化过程研究的线索,利用CGSS2003的经验资料,分析了市场转型发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在"文革"中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资源转换由"文革"前"间接"转变为"直接"。而在市场转型中,职业地位正成为代际资源传递的重要途径,同时,与男性相比,女性不仅获得父代资源支持力度较低,获得优势职业也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笔者认为,以上发现意味着,尽管1949年后的体制形态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个人与家庭或家族的传统联系,但在"文革"中后期父辈力求资源代际流动的努力,不仅实现了对政治领袖个人权威的"祛魅",同时也通过市场转型实现了体制创新。但市场转型中,对于重视家庭或家族男性传承传统伦理的复归,不仅折射出家庭本位伦理与彰显个性的理性化逻辑间的矛盾,也提示人们未来仍存在着将个人与国家关系绝对化的潜在风险。     

哲学如何回应“祛魅”的现代世界——理解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视角

考察哲学如何回应"祛魅"的现代世界,是理解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视角。"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和必然趋势,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支配着现代人的生存品性和生存处境。究竟如何理解并面对"祛魅"的现代世界?我们是否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世界?这无论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都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核心课题,现当代哲学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在对此课题的回应中得以充分显现,它对于我们理解现当代哲学的精神品格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后现代社会与消费主义——鲍曼对消费文化“综合症”的一种解读

后现代理论家鲍曼认为,后现代性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的性质和消费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自由依赖于其消费能力,符号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特点,社会控制模式以诱惑取代镇压,消费者被难以逾越的消费欲望的霸权所统治。因此,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欲望是一切流动性和不确定的根本原因。流动的后现代性中的消费方式并没有带来安全和满足,而是越来越大的困惑与焦虑,传统的价值观和美德也逐渐消失殆尽。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只有通过寻求个人的解决方案,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和个体身份的构建。     

科学祛魅与人生意义的悖论——纪念韦伯“以科学为业”讲演发表一百周年

在"以科学为业"的讲演里,韦伯虽然阐述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但又在二元对立架构的误导下对它做出了扭曲性的解释:由于把事实与价值当成完全异质的东西割裂开来,没有看到需要将二者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以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复杂关联,他在主张科学保持价值中立、具有祛魅效应的同时,又断言科学知识无法证成价值理念,甚至认为现代科学主要是消解了最高贵的终极价值,缺乏积极的人生意义,结果落入充满逻辑矛盾的自败悖论。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祛魅现代性与重写文学史——论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学

就当前文学史写作对道家文化的研究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乃是文学史家在研究目标和研究手段上的本末倒置。对道家文化的文学谱系学描述这一研究手段,自199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凌驾于祛魅现代性神话这一研究目标之上。既然历史真实在文学史家的叙述中无迹可寻,那么何妨在发扬道家文化对现代性神话的祛魅功能上大做文章？假若当今的文学史家,不再过度拘泥于对文学谱系这一类所谓＂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是将自己投身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世界,在秉承道家文化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前提下,方有可能真正实现对既往文学史神话的祛魅与重写。     

从“波西米亚”到“空间分形”：空间视域中的艺术自律及美学流变

艺术自律是伴随现代性进程而不断延展的审美文化现象,主要指涉艺术活动逐步获得自身场域伦理的过程。空间理论、空间视角和空间因素构成艺术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式自律的角度而言,现代艺术完成了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的“空间革命”,以“视知觉空间”、“并置空间”和“幻梦空间”完成自我指涉的形式自律,而后现代艺术空间的碎片化“分形”空间促使艺术形态呈现出解构与重构的特质;从场域自律的角度而言,艺术场域空间的生成与资本空间的流动、交流和区隔息息相关,正是空间的“不平衡性”和主体感性自由的反思促成空间距离的产生,也走出了一条从“波西米亚”到公共空间的理论谱系;从美学自律的视角而言,审美现代性的美学进程则依托艺术自律,并将自主性的艺术精神转化、拓展为审美革命和审美对抗。从本雅明笔下“游逛者”的现代空间体验到福柯的后现代“另类空间”美学,都体现出空间美学的谱系流变和不断介入现实语境的努力。     

解开中国慈善的道德枷锁——从“恻隐之心”到“公共责任”的价值跃迁

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实践领域,现代慈善以慈善组织为中介,在分离捐赠者和受助人的同时,也让二者的地位更加趋于平等和独立。如果说传统慈善行为是"道义性救助"和非制度性帮困,那么,现代慈善事业则是"义务性救助"和制度性支持,实现了从"道德施恩"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将过去对"圈内人"的特殊责任变成了对"所有人"的普遍责任。然而,中国慈善事业仍然停留在"知恩图报"式的狭隘道德关系层面,呈现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乡里情结和关系限制。为了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由分散个体的"恻隐之心"跃迁为广大公民的"公共责任",在经历个体价值释放、集体道德疲倦之余,更需要营造一种自由、宽容、轻松的道德氛围,建构一种尊重人性、彰显个性、强调理性的道德模式,让诸如捐赠、互助、志愿之类的道德行为,能够自由自在、自然而然地生长,以正常面目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创新——基于消费主义视角的分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正向便捷、高效、扁平化为特征的“微时代”迈进.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借助互联网广泛渗透到大学生的头脑中,发挥意识形态功能,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应对消费主义的冲击,叙事话语所具有的价值传递功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思路.叙述话语创新是破解“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难题的关键所在,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避免思想危机的有力杠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实现叙事语话内容创新、叙事话语表达创新、叙事话语载体创新.进行叙事话语创新,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消费主义的本真意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主导地位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亟需全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历史断层视野中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化场域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现代性"主题的凸显表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已经开始彰显,从而也标志着现代文化场域在中国开始形成。只有以一种"历史断层"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上述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得到更合理的把握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