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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春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75-79
孔子无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之现实条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实脱胎于孟子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欲人人能行禅让,绝不会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只有孔颜能够达到。颜渊从来没有被"用"过、"行"过。孔子讥子路"暴虎冯河"不仅完全违背事实,而且大有将自己之失误和缺点栽赃给子路之嫌疑。若该说不伪,则孔子之人品以及孔子、子路之生平事迹都得被彻底推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实为兵家之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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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炜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3)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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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门冬、麦冬,又叫"不死草",有养阴润肺、益胃清心之功用。麦冬,作为药用,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已载有:"治羸瘦短气,久服轻身不老。"《名医别录》载:"强阴益精,保神,定肺气,安五脏,令人肥健,美颜色。"即以鲜麦冬捣取汁,加蜜适量,熬膏,每日早晚各服1汤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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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1):93-100
"作者"、"作品"、"审美"是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三个关键维度。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对《人间词话》中作为"境界之魂"的"气象"范畴作以解读。"作者之气象"是要词人不仅具有真性情、雅量高致,且能"出入自如";"作品之气象"则关注文本内在之"神"及壮观之境界;"审美之气象"则崇尚"不隔"之境,言外之味的自然流露。由此,从"气象"审美的角度出发,又再次回归到了"词以境界为最上"的理路之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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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刘贻群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0(4):610-614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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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金波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5):10-15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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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青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6)
"质测即藏通几"是方以智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质测"之学是对"物类"之性情以及"物则"的考测和认识,它主要解决知识的问题;"通几"之学则主要是解决修身与内圣的问题。"质测"只能以认知之心("独心"或"小心")测出物理、化学之理,并不能测出"于穆不已"之"几",因为动态、超越的寂感之"几"不能用量化的、经验的"质测"方法获得,必须依赖道德本心或"公心"。方以智通过"公心寓于独心"之"寓"完美地解决了"质测即藏通几"之"藏"的理论困境。这种方法与当代新儒家解决内圣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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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珺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4,30(10):48-50
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既是加强党的建设现实之需,也是治本之策。保障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关键要把握住队伍本身和外部合力两大环节。前者要求党员自身要加强思想、组织、作风三大方面建设;后者则需要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健全及完善,根治腐败、严肃党纪、活力党的自身机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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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瑶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4):34-42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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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是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易加重的疾病,如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类风湿等。另有在夏季表现出冬天之寒证者,亦属此范围,如怕风畏冷,不喜空调、电扇,喜温烫食物,爱穿长袖衣衫等表现。夏治是指在夏季气温最高、阳气最旺之时,运用针灸、天灸或内服药物来治疗或预防上述疾病。《内经》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即是在夏天阳气最旺之时顺应天人相应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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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2-79
孔孟"道"即仁,下学而上达。孔孟儒学潮起潮落,当大陆低潮时,欧美"汉学家"、海外新儒家则把儒学推向了高潮。尤其是牟宗三、刘述先等海外新儒家,极大地发展了儒学。阅读他们的论述,我们却看到的是康德、黑格尔、"意志自由"、"存有"、"本体"、"自我否定"(自我坎陷)、"内在超越"等名词、术语,孔孟则犹如"失怙"之子。进一步则发现新儒家们多以"六经注我"之方式,自话自说,或把儒学引向了古希腊形而上学之传统上,或价值取向上,或上帝的"终极关怀"上。儒学的根在中国,其路径是工夫,朱子方是孔孟儒的真血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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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超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23-26
中国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三期说"有其特殊含义:"器物"指的是洋务运动之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包括设局译书);"制度"指维新、辛亥之立宪共和;而"文化"则是"全人格的觉悟"也即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的"全盘反思传统"取向。而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则以"文明教化"为标准,他对"华"和"夷"的评价有变化,但是对"华夏"之文化根本"圣道"是始终维护的,这与"三期说"中"全盘反思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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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大川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7-31
古之"文"与今之"文"语义不尽相同,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文"有"文教"之文、"文道"之文、"文野"之文等多维意涵。"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经国不以学为先,无以明治道。"道者,文之根本",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治国安邦必以文德应天,以道义立国,以不断趋向文明为经世安邦的价值依归,这即是中国传统"文治"的精神主脉。时至如今,"学术立国"、"道义立国"、"文明立国"仍应是经国安邦的基本宗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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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芸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1):42-49
朱子在"格物致知补传"中提到的"已知之理"一直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但它却是理解朱子格物穷理思想的必要一环。已知之理首先是穷理之前的小学之教的内容,但究其实质,它是一种关于"理"的知识。"理"在朱子的界定中可以理解为事物依其自身的本然规定而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而已知之理就是一种对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理解。但这种知只有在一种自主自觉的心灵状态中才能得到呈现,而这种心灵状态正是经由"主敬"工夫的清理而得到确立的。由此呈现的知识先于具体的穷理活动,并为穷理活动确定方向,即心灵探究以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为根本的方向。同时,这种知识根源于心灵自身之理,其为穷理活动确立了根基。当然,作为形式上的知,已知之理需要在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中由具体理解的一事一物的当然之则加以充实,只有在具体的当然之则的知识的充实下,心灵对"理"的理解才是真实而丰富的。对已知之理的阐明表明,朱子的格物思想并非如同一些心学家所批评的那样支离和无头脑。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