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物取象以制人纪：《诗经·桃夭》析义

《诗经·国风·周南》的《桃夭》诗中桃之物象,不仅通过《诗经》以及《大学》等经书对其齐家之意的取喻,成为经之意义上的经典;亦因其鲜活切著,在文学传统的所谓桃花诗中不断流衍,成为诗之意义上的经典。细究之下,后世诗传统中的观象取义与经意义上的观象取义却有耐人寻味的偏离。对此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细绎《桃夭》诗参物取象以制人纪的经学意蕴。以此为例,可以深入思考《诗经》在诗、经会通本源意义上的经典地位。     

找寻生命的归宿：从《诗经·桃夭》看家的教育意涵及其实现

家是个体成人乃至民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诗经·桃夭》向人们敞明一种家的原初理解,昭示着个体经由家而成人的基本范型。《桃夭》所呈现的生命历程乃是置身天地之间的个体一步步融入家而寻求生命之归宿的成长历程。青年男女结为夫妇,不仅是新的家庭生活得以可能的开始,同样是个体历练自我的生命起点。个体在家中并且依托于家而整体地打开自我,物质生活、劳作生息、日常交往、文化浸润都是打开个体在家之生命存在的基础形式,在此过程中带出个体完整的存在,并找到自身在世间的合理存在位序,由此而形塑着个体以家为根基的人格发展样态。今日教育学乃是无家的教育学,这样的结果乃是个体存在的无根化。重温以《桃夭》为代表的古典诗歌,感受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家之教育意涵,使之创造性地活化于当下,意在建构一种有家的教育实践体系,建构有家的中国教育学。     

“桃夭”的语义原型及其演变

＂桃夭＂一词来自《诗经.周南.桃夭》篇名,成词之初直到宋朝,其原型意义一直为＂桃花繁盛美好的样子＂,而在元代到清代的典籍中＂桃夭＂一词的原型意义却演变为＂女子嫁娶之事＂。从认知图式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意义流变是因为在人们反复体验中建立起来的＂桃夭＂一词的图式,通过隐喻机制,由原型意义发展出的边缘意义＂女子嫁娶＂逐渐转移到中心,取代了原来的原型意义。     

坤德与政教:《诗经·葛覃》大义发微

从《易经》坤卦之德来看,《葛覃》作为《诗经》的第二篇,这个位置有特殊的重要性。无论把《葛覃》解释为已嫁还是未嫁时之事,葛藤都是女性能合二姓之好的征象。在贯穿《诗经》的葛藤意象中,《葛覃》篇集中体现了坤德大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来,《葛覃》的坤德实际上构成了封建宗法制的隐含背景。相比之下,现代政治仍然未能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同质性传统。     

《诗经》周人家国精神浅论

《诗经》中的诸多篇章包含着周人的家国情思。他们一方面享“家”之天伦，一方面卫“国”之忠诚。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周人家国精神在“礼”的规范下达到了统一。周人无论对家还是对国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责任感，家与国之诗保藏着他们的赤子心和的爱国情，洋溢着他们对天伦的诗化追求和对国家精神的诗性阐释。     

《诗经》狐意象发微

统观《诗经》中写到“狐”的九篇诗歌，《诗经》狐意象可以分为原生态的、象征性的和艺术化的三个层面，但三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对相关诗篇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宗教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反映与体现上，《诗经》狐意象的内涵丰富多彩。     

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用韵之比较

采用统计法,全面统计了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的用韵,发现两部《诗经韵读》用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韵脚字入韵字理解不同;非韵脚字是否入韵处理不同;韵脚与非韵脚是否押韵理解不一。通过比较发现,王力先生《诗经韵读》对江有诰《诗经韵读》有匡补之功,他订正了江氏的诸多纰缪,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此外,江氏于个别篇章的用韵的分析是正确的,而王先生的分析尚有商榷之处。     

探文明嬗变之痕——论《诗经》几首田猎诗

《诗经》中的田猎诗历来为人所简单化解读,“赞美猎人”、“孔武有力”字眼仅仅成为一种规律化模式化的分类,但其中所流露出的有关文明信息却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本文旨在通过这几首田猎诗中的具体分析而加以说明,从对自然的统摄能力反映人类体质能力到由内及外的素质修身,从正面形象的勇武有力到文质彬彬,这种文明的隐性演进痕迹无论是从描写田猎的具体行为,还是在叙述猎人形象中都所有体现。     

《诗经》的风格体系

《诗经》的风格体系由优美崇高至于风雅颂彼此的不同 ,再进至风雅颂内部小类别间的不同 ,最后是具体各诗篇风格的不同 ,层次分明 ,各成体系     

今文《诗经》之《齐诗》传授考

有关《诗经》中《齐诗》的传授情况,前贤今哲的相关著作只是简略地提及,经学专著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俱无考证内容,且彼此说法不一.根据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以整理出来的<齐诗>传授情况如下:始授者为辕固生;第二代传授者是通五经、明阴阳的夏侯始昌;第三代传授者是开创了用专著来授徒的后苍和孙氏;第四代传人为匡衡、翼奉、萧望之、白奇,他们大都身居高位,使《齐诗》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第五代及以后的传人主要分三个群体:与王莽关系密切的满昌及其弟子张邯、皮容与马援;受到王莽重视的师丹及其弟子班伯、班固;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伏理及其弟子.     

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述评

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相对比较丰富，共有13处之多。这些出土文献在《诗经》的版本研究，训诂与音韵研究、早期儒家的引《诗》论《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对《诗经》出土文献还尚处于个案研究阶段，课题重复、综合研究不足。应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从《诗经》的学术史、思想史、流传与分布、阶层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文心雕龙》征引《诗经》分析

《文心雕龙》中征引《诗经》有80余处,但文学界研究《文心雕龙》与《诗经》关系的文章很少。本文针对这个以往文论界较少关注的问题,将《文心雕龙》中征引《诗经》的部分摘出,以再现刘勰对《诗经》的高度赞颂和深入研究,并揭示刘勰大量征引《诗经》内容对纠正南朝不良文风的重要意义。     

《诗经》--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研究<诗经>,古已有之,而探讨<诗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显著的地域文化现象则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诗经>的一个切入点.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齐文化和宗周文化等若干鲜明的文化现象.     

《诗经》《楚辞》比兴艺术之比较

比兴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两种传统的创作手法，它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诗歌的发展而发展。先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高峰期，在这时期，比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以至繁荣的发展过程，它完成了诗歌艺术由巫术的、功利的转化为抒情的、审美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质的飞跃，对其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较而言，《诗经》以兴的大量出现、比的抒情因素增长、用法纯熟巧妙标志着比兴的成熟，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以比的泛化延伸、比兴构成象征体系并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标志着比兴的繁荣。     

《诗经》“雨雪霏霏”考辨──兼析《十三经注疏》对《诗经》八处“雨雪”之训释

《十三经注疏》将《诗经·小雅·采薇》“雨雪霏霏”一句中的“雨雪”释为动词“下雪”,通行的诸多注译本和教材也都如此解释。但从训诂学、语法学及《诗经》自身体例等角度分析,“雨雪霏霏”中“雨雪”应为名词,即“雨”和“雪”之义,“霏霏”为形容词,即“雨雪盛貌”。此外,考《诗经》其他7处“雨雪”,应释为名词的为《邶风·北风》“雨雪其雾”与“雨雪其霏”以及《小雅·出车》“雨雪载涂”中的“雨雪”;应释为动词“下雪”义的为《小雅·信南山》“雨雪雰雰”和《小雅·頍弁》“如彼雨雪”以及《小雅·角弓》“雨雪瀌瀌”与“雨雪浮浮”中的“雨雪”。     

对比《周易》与《诗经》女性观之异同

反映周朝不同时期思想文化的《周易》与《诗经》,在对待女性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诗经》无疑承继《周易》,不过,《诗经》收集的反映西周晚期以来的诗歌,对女性束缚之严厉,比《周易》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也可以得出一般结论：即在男权社会较为稳定,男人们管理社会游刃有余时,就会对女性待以宽容;相反,在社会较为混乱,男人们管理社会力不从心时,就会对女性加以责难。     

《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比喻之比较

多用和善用比喻是《诗经》和《荷马史诗》这两部诗作语言艺术的重要特点，但在比喻形式和用动植物作比的侧重点上，描写战争的喻体与被喻体的选择以及比喻语言的使用上，表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反映出不同民族迥异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     

《诗经》文化生态系统论析

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作为新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用来分析文化遗产的系统结构和传承规律的。《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合要素包括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文化群落和与之相关联的人类群体及生态环境,不同的文化群落又各自组成结构独特、功能相互差异的文化子系统。同化和异化是《诗经》文化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决定力量,遗传和变异是《诗经》文化发展演进的表现形态。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审视《诗经》学的系统结构与演化规律,可以为《诗经》文化传承提供新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