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落第诗看落第举子对科举的怀疑与反思

唐代开科取士,全社会形成科举热潮。然而,应举人数众多与擢第名额有限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致使绝大多数举子落第。反复落第的举子一年年被科场利刃所伤,他们写下了大量落第诗,用诗歌生动地记录下他们应考落第后的所思所感和心路的变化历程。从这些落第诗中可以窥见他们在历经落第打击和磨难后,对一直苦苦追求的科举目标逐渐产生了怀疑,怀疑自身的才华不足以登第,也怀疑自己此生有无登第的命运。在这些落第诗中,还流露出他们对科举现象的反思,认识到为赴举应考而长年流落他乡的艰辛生涯以及不分白天黑夜勤学苦读对自己身心造成的损害,甚至耽误了自己整个的人生规划,为此表现出悔意。落第诗中同时记录了他们经过痛苦的思索后,开始看淡科举的魔力,并寻求快乐自足的人生,或另觅他途求事业。落第诗中记录的落第举子对科举的怀疑与反思,给狂热的科举热潮注入一些理性成分。这又反过来给落第诗的风格抹上一层抑郁忧伤的情调。     

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

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诗经》“行役诗”是表现行役者非人生活,抒发行役者哀伤怨愤情感的作品。动乱的时代是产生此类诗歌的社会根源。浓郁的悲剧性和强烈的“奔进”表情法使《诗经》“行役诗”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质,给读者以沉重的美感,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从唐代小说看士人科举的苦难历程

科举是唐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很多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士人参加科举、追求功名的苦难历程。主要包括寒窗苦读的煎熬、赴京赶考的艰险、干谒求人的尴尬以及科考落第后落魄等。这些都深刻、形象地描绘了士人在科举中所遭受的身心痛苦,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全面了解唐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唐代都市诗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都市最迟从汉代起就已经十分繁荣,都市也一直没有脱离文人的审美视野,但是在文学研究中传统都市诗歌被忽视。以唐代都市诗歌为切入点,探究其演变特点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人心理乃至传统文化积淀可以发现,初唐京城诗受汉代京都赋的影响表现出政治性夸饰和政治性讽谏,盛唐之后都市诗歌呈现出看似矛盾的两面:或为对都市的疏离冷淡或为对都市繁荣不再的缅怀与感伤。矛盾的两面指向共同的内核:传统文化中没有为人们建立起除了政治性意义之外的都市生活意义体系。     

罗隐小品文中的情感特质

生逢君主昏庸无道、臣子尸位素餐、宦官擅权、藩镇为祸、科举取录不公的唐末,罗隐希冀能于现实中实现自己匡政治世的理想。然而满目的疮痍,他不得不以悲剧的角色对自我命运进行反思,因而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高自标置的傲世之情时萦其怀,不得不以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痛陈时弊,因此愤激充溢其胸。这样其情感就呈现出复杂性,这无疑既是其社会责任感的外化,也是其社会价值失落的曲折反映。     

观剧诗与明清之际文人的“自我认同”

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士人心态的探讨,多以"遗民"或"贰臣"的身份进行归类,但"遗民"身份并不能等同于"遗民心态",这种概念先行而形成的文人集体意识无形中简化了其易鼎之际的焦虑。文人在观剧及与伶人交往时,曾立足于重建"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将易代之感融入观剧诗中,其中既有自饰的倾向,又有不自觉的心灵写照,均依托于戏曲发展的成熟,进而形成了明清之际观剧诗的独特之处。     

论宋元咏三国诗的时代文化烙印

宋元咏三国诗受整体文化氛围与士人心态变化的影响,其文化内涵与唐代咏三国诗同中见异,呈现出印有时代文化烙印的个性特征。其中扬刘抑曹的道德评价,重贤兴国的理想寄寓,超然尘外的心态袒露等文化意蕴,颇耐人寻味,值得探讨。而这又在评价标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诸方面,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奠定了其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特有地位。     

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代征妇的情感世界——唐代边塞诗系列研究之四

边塞闺怨诗是唐代边塞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类以描写征妇怨情愁思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可以窥见唐代征妇为战争而承受的生活重压,因战争而起的复杂心绪,它是了解边塞与征夫、了解征妇心理与情感的生动资料。     

猿——唐代文人禅诗的另类书写

文人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的色彩,是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淳淳禅韵和禅味。猿作为唐代文人禅诗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在佛禅思想的浸染下具有了宗教性(禅性),体现出心灵的显化;禅境的外化和佛禅的化身等意蕴,开拓了猿意象的内蕴,丰富了唐诗的内容。     

论隋唐士人对陶渊明的拒斥

伴随着士人对陶渊明人生模式和诗歌艺术的认同接受,批评陶渊明的声音也一直未断。这些批评涉及了除陶渊明的人品和道德以外的所有方面,包括陶渊明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社会理想,以及陶渊明的“酒”。“拒陶”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论唐代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送别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送别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     

“以古文解诗”的内在逻辑——以清初徽州士人杜诗评点中的“古文之法”为例

清初的徽州士人及清中后期的方东树都以古文的视角解析杜诗并从中发现了多种古文之法。事实上,徽州士人所谓古文之法的基本内涵是:局部性地打断句子内部、句与句、章与章之间平顺晓畅的意义关联,从而避免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意脉理论是以古文解诗的理论基础:古文之法之所以能被引入诗歌,是因为它适应了构建网络型意脉的需要。通过与方东树的对比可知,从古文之法中发现言外之意是徽州士人以古文解诗的特色,而清初杜诗学赋兼比兴的学术观念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法眼宗禅诗研究

法眼宗是禅宗五家七宗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法眼宗禅诗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本文从法眼宗宗风出发 ,联系佛教经论、禅宗公案机锋 ,揭示法眼宗禅诗的特色 :般若无知的宗风生发了色相俱泯触目菩提、直觉意象现量裸裎的美感特质 ,一切现成的宗风生发了日用是道即凡即圣、圆融谐和万法唯心的美感特质。探讨法眼宗禅诗的禅悟内涵和美感特质 ,透析潜蕴其中的佛心、禅韵、诗情 ,对建构 2 1世纪中国禅诗研究学有着重要意义     

从盛唐到中晚唐:声诗的流播与文化中心下移

声诗,以其歌乐舞一体化的表现形态,成为唐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经了两期重要传播。一是开天年间,声诗从市井文化圈层跨越士人文化圈层直接进入宫廷文化圈层,确立了主流文化地位;二是中晚唐间,家国政治的变革使原有的文化圈层格局崩塌,士人文化圈层成为声诗新的主导圈层。声诗传播中心从宫廷文化圈层到士人文化圈层的变化,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形成了文化中心下移。文化中心下移拉远了文化中心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在客观上逐渐剥离了声诗与政治的关系,拓展并深化了声诗的主题范围和表现内容,加速了文化与文学的融合,为宋代俗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录鬼事与辨人事:宋代士人的鬼故事

宋人笔记中的鬼怪故事,一般被视作是主观的、虚构的、琐碎的,当历史研究者将这些文献资料纳入观察视域时,关注的是鬼故事中所反映的宋代社会关系、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等情况,而非鬼故事的记录与叙述。录鬼事的宋代士人很少承认自己是鬼故事的创作者,而是宣称自己只是记载了当世之见闻,他们选择表达的文字,竭力做到经由文字来传达讲述者或亲历者的现场感,但他们只是记录者,不是创作者。士人在记录鬼故事时,刻意区分了"叙事之真"与"故事之真",他们不质疑鬼故事讲述人所言故事的真实性,而是强调如实记录讲述人所言的故事。因此,他们不从"补史"的意义上去强调笔记的意图,而是从"补世"的视角去界定鬼故事的社会功能。在录鬼事以辨人事的路径下,通过叙述鬼故事,士人们有意无意地展现和评判着当时的社会秩序,并以此来整合与强化社会观念与道德感知的张力。     

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子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

<北梦琐言>是唐五代继<唐摭言>之后较多记述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遗闻逸事、文士风习的笔记小说,虽说没有<唐摭言>全面,但它为研究晚唐科举之弊端(干谒权贵、请托受贿、以诗为砖、抄袭代作)和落第士子的心态(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寻机报复朝中达贵、走向朝廷对立面)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因此亦显得尤为重要.     

论唐代文人寓直唱和诗中的静夜情思

唐代文人的寓直唱和比较活跃。作为一项朝廷政务,寓直的职守和宫夜的寂寞让文人的唱和具有了与白日的宫廷唱和活动明显不同的特色。首先,唱和者多为中下品级的朝官;其次,唱和的规模不大,较少三人以上的唱和。在长安宫廷之夜,雨和雪最让人动诗思,因而围绕这两个物象的唱和也最能体现寓直朝官的身份特点和时代联想。而在寓直官员中,作为中书舍人的苏颋和权德舆的寄内诗极有特色,他们将自己对时代政治的感受与对妻子的思念联系起来,写出了别样的唱和诗。文人寓直中的唱和,不重写长安的街市与风物,而是体现静夜中文人的政治和人生情怀。     

论凉州士人在北魏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凉州士人在北魏从事的文化学术活动主要有参与修订律令、修著国史以及置馆讲学等方面,尤其是在参与制定北魏朝廷典章制度方面影响深远。但由于崔浩国史事件、“平齐民”的迁入、“定姓族”制度的实施等因素影响,限制了凉州士人对北魏文化学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苌弘的史书形象嬗变与士人的精神传承

苌弘是春秋时代周王朝的大夫,辅佐几代周王长达57年。88岁的苌弘凭借数十年的忠心和声望,保持与晋国的关系,维持了周王朝的稳定;主持礼乐活动,以德服人,坚守周文化,等到了孔子访学,实现了薪尽火传;知天命不可违,依然抗争,竭尽全力维护周王朝的存续。苌弘的鞠躬尽瘁,碧血丹心,对古代士人精神有独特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