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清华新诗学家的新批评引入与实践

1930年代,曹葆华引入新批评理论,强调诗学概念之精确界说,强调逻辑、科学、语言学、心理学与辩证法的研究,强调瑞恰慈的"细读";叶公超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古今错综的意识",提倡艾略特的传统论和宋诗的"夺胎换骨"论,主张知性的诗学方法与新批评方法统一,主张"细读",强调分析读者的反映,强调批评也是对这种经验的再现和检验,并运用新批评方法进行诗学批评.他们对新批评的引入做出了贡献,但尚不全面.     

"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

"新的抒情"是40年代现代诗人穆旦提出的具有现代主义知性特征而又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极具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诗学主张。穆旦提出这一主张的现实依据源于他对抗战之于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念,其理论渊源直接来自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特别是T·S·艾略特诗学,间接来自17世纪玄学派诗学。"新的抒情"这一诗学主张的核心是以理性精神表现抗战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并鼓舞国民努力争取民族新生的光明前途。穆旦的诗学主张表明他对时代、社会、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对现代诗艺术的高度自觉。     

《北游》：放逐者的自在诉求与理性追索－－兼论冯至的诗学转型

《北游》是冯至诗学发展历程中具有过渡意义的一首长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时代精神状况的不满 ,与艾略特的《荒原》在本质上相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及加缪有关荒诞与拯救的思想也在该诗中有所体现     

美国后自白派诗学观念探析

基于对自白派诗人悲剧命运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其笔下"自我"形象真实性的质疑,后自白派大胆借用"人格面具"学说,打破了自白派主观封闭的叙述模式,塑造出丰满真实的"多重性"自我;同时,它还充分借鉴"非个人化"理论,要求诗人在立足自我生命体验的同时,积极关注他人的生活经历、重建与外部社会的对话关系,创建"似我非我"的主人公形象。虽然身处先锋阵营,但后自白派并没有背离传统,反而深入挖掘既有艺术资源,成功激活了曾被自白派遗弃的艾略特诗学,有效纠偏了自白派激进的诗歌实验,在多重诗学资源的相互参照下完成了对"自白写作"的延续与提升。     

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四十年代冯至的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

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冯至创作的一个高峰。该时期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思辨的色彩,也表现了他对个体存在本位的坚持。与此同时,冯至开始更多地强调个体对外物的关情,更多地转向对现实与集体的关注。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在冯至四十年代的思想与创作中交锋,表面融合而实际背离,影响着冯至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的转向。从对冯至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之间关系的分析,可窥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话语中个人主体性建立的需求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国族救亡、集体主义的复杂关系。     

论冯至的诗

本文以现代著名诗人冯至的诗风流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冯至２０ 年代到４０ 年代的诗歌创作。指出包孕在诗风变化后的诗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体验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荒诞与虚无中的“绝望抗争”——《围城》存在主义的解读

作为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哲学思潮,存在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产物,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有"新《儒林外史》"之称并蜚声中外文坛的长篇小说《围城》,则以寓言漫画的方式,表现了现代文明的缺失及其人生的虚无与荒诞。在此基础上,钱钟书进一步强调了一种不畏终极的虚无与荒诞而进行自我肯定的存在勇气,这与鲁迅所倡导的"绝望的抗争"的人生态度,与冯至所倡导的"正当的死生""正当的为人"的人生态度,可谓殊途同归。     

穆旦现代主义诗学的宗教思想及其启蒙意味

穆旦作为九叶诗人的代表,其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呈现出智性化、内在化、宗教性、启蒙性等特性。其诗作和诗论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情绪,这种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宗教情感最早受到艾略特诗学的影响,随后成为穆旦现代主义诗学的自觉追求和表达。他把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促使前者在更深厚的层次上与现代启蒙思想发生了碰撞,从而产生了新文学深沉的启蒙品格。     

从《文选》看艾略特早期诗学思想

早期艾略特全力反对浪漫主义诗歌对个性的张扬,反对情感的直接再现,主张扩大诗歌内容的范围,用“客观对应物”来唤起感情、表达感情。这一思路与特别强调“比兴”作用的中国古典诗学相视而笑,与刘勰的“拟容取心”说尤为契合。本文沟通中西进行比较研究。艾略特强调思想进入诗歌必须与感觉相结合,因此推崇英国玄学派诗人,讲究理趣。他反对传统的批评方法,强调对文本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其批评实践为此后新批评派的“文本阐释”树立了榜样;但他又不同于新批评派,因为他仍以“传统”作为判断的客观标准,而“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不断得到修改和调整。艾略特反对抛弃传统,也反对墨守成规,主张转益多师,推陈出新。凡此种种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英国“运动派”的诗歌审美观形式观和本体观

“运动派”是二次大战后英国最重要的诗人流派,他们的诗学观念影响很大,争议也多,本文论述了其中三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以平凡为美的美学观;主张因循传统格律的形式观;强调情感和理智相结合的本体观。作者认为,这也是他们有意识地反对浪漫派和现代派而力图恢复和发展英国诗歌传统的表现。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谐诗学观成因

为了探寻威廉斯和谐诗学观的成因,采用了文献法和归纳法,从中国儒家传统哲学高度比较嵇康和谐美学观和威廉斯诗歌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研究以下因素对其和谐诗学观的影响:医生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母亲和祖母的思想,庞德等前驱诗人诗歌思想,中国古典诗歌、法国现代派绘画、拉美文化。从这四大因素看,威廉斯完美践行了嵇康和谐美学观中的四大和谐观,从而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物质与精神和谐;继承与创新和谐;多元文化中的自我和谐。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绝对的开端”：“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译名与诠释 ——重审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象征的浪漫之维 ——冯至的诗学及其文体建构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时间意识类型

时间意识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体现主要有四种类型。20年代的象征诗派和30年代的戴望舒与何其芳受传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哀叹时光流逝和生命短暂的线性时间意识;卞之琳受西方相对论以及意识流的影响,在诗歌文本中凸显了相对时间意识;废名深深熏陶在禅宗的氛围中,讲究以顿悟的静止时间意识体验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一切;冯至与九叶诗派受里尔克、艾略特、叶芝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追求融合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时间意识。     

《北游》：放逐者的诉求与追索－兼论冯至的转型倾向

<北游>是冯至诗学发展历程中具有过渡意义的一首长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不满.其与艾略特的<荒原>有内质上的相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及加缪有关荒诞与拯救的思想也在该诗中有所体现.     

论贺贻孙的诗学主张与审美理想

贺贻孙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与诗学家,他对明代复古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诗学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兼取其长,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诗学体系。贺贻孙吸取公安派、竟陵派对性灵的追求,提倡诗写本色,反对字模句拟;同时强调师法古人,主张在熟参古人的基础上抒写情思,以避免公安派俚俗之弊。由于身经丧乱,贺贻孙尤其注重变风变雅,强调梗概多气的激越情怀,这就与公安派关注自我、竟陵派幽深孤峭拉开了距离。贺贻孙还提出了"化境"这一审美理想,以避免复古派之赝古、公安派之纤佻以及竟陵派之僻涩,彰显出卓越的审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