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的改造为核心 ,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结合 ,乡村建设运动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从他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来看 ,并不能说是成功的。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做一简要分析。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结合。这一取向实际上仍未逃出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窠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失败的命运。然而，他在面对现代化时表现出的注重融合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思路以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努力，在今后仍有其借鉴意义。     

从《中国文化要义》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要义》中,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

就其早期文化观来看,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反对反东方文化;不是反对科学民主,而是始终肯定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代表农业宗法封建思想,而是认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与其说是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文化多元主义;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过去”而“反现代化”,乃是站在“未来”来“修正”资本主义。他的早期文化观既有对文化问题的深刻观照,又是浸润千年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维持文化自信的一种安顿,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经验的一种体现。     

浅析梁漱溟的民主思想

作为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倡导者,梁漱溟并没有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无视民主的价值。他所否定的只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而对于民主的普世性价值,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上,他是明确予以承认的。他所提出的“人治的多数政治”的模式,是他对中西文化长处所做出的调和。尽管这种模式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但梁漱溟在构建这种模式时所采用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却值得我们借鉴。     

论民国时期梁漱溟政治态度之转向

［摘要］民国时期梁漱溟对中国政治出路的思考有着前后不一的态度。清末民初,他热衷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他逐渐认识到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梁漱溟政治态度转向的原因首先在于民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现实与改造政治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使然;其次是他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认识到政治的背后有更深的因素在,那就是一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和社会构造,中西文化根本精神的不同是中国仿行西方政治制度不成功的根本窒碍。梁漱溟作为一个有敏锐触角的思想家,在对中国政治出路问题上所做的令人钦佩的艰辛探索,具有独到而深远的意义。     

"索卡尔事件":"科玄论战"之续曲——关于"两种文化"的探讨

科学和人文是两种不同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化。在欧洲近代史上,两种文化的分离和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索卡尔事件"为甚;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因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而引发,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内容——"科玄论战";可以说"索卡尔事件"正是我国"科玄论战"的续曲。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段的展现。     

关注人性的健全与解放——鲁迅对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

鲁迅对于西方文化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 ,即是实现人性的健全与解放。他尊崇科学 ,同时反对科学泛化对人文精神的抑制 ;提倡民主平等 ,又反对绝对平等 ,强调民主要建立在民众人性健全基础上 ;他吸收尼采“超人”哲学中对个体人的重视 ,又扬弃了其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鲁迅向西方文化学习时呈现出不拒斥、不盲从、批判性吸收的特征     

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现实意义

梁漱溟作为20世纪的思想家,力图实现中国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结合.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理论中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真知灼见,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政治解读

凭借风靡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洗礼,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在普世性的政治修辞中谋取了强势的话语霸权,显然,这一局面的形成与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等所积极推动的民主输出不无关系。通过在输出过程中对"民主"的语言学"美容"和"包装",欧美发达民主国家向后发民主国家进行了潜移默化的话语规训与灌输。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所反映的深层文化机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民主的亲缘关系对全球民主版图的扩张和影响。然而,以无视现实的浪漫主义态度鼓吹自由主义民主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论断显然显得过于乐观,事实上西方民主并未像其宣称的那样已经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话语霸权,近年来,全球民主化进程中所发生的诸多民主衰退案例就是很好的证明。     

试论江泽民的"大学外交"思想

由于西方特殊的民主政治传统,民间和社会层面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国家政府外交的走向.因此,为因应新的形势、拓展新的外交空间,江泽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世界一流大学这块特殊的阵地.其战略目的在于顺应西方民主政治传统,争取海外对华友好势力,前瞻未来,为中外关系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走向预作"伏笔".它既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新发展,又是江泽民"文化创新"思想的重要源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 ,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文化表述的意义与解释系统的转换——梁漱溟对东方失语的认识

梁漱溟曾提出东方(中国)文化"早熟"之说,亦即一种在西方对比下的非常规发展。这一说法的核心,是要展现一个已经难以自我表述的文化比它不得不借以表述的文化还更高明。而东方能被这样认识,是因为近代形成了从西方眼光看中国的倾向。外来的视角揭示出许多过去视而不见的面相,却也转换了观察者的"解释系统",造成了李文森所说的"语言转变",导致东方从学术到文化都不能自我表述,更出现"相互失语"式的表述障碍。由于深入体认到表述对文化的重要意义,梁漱溟对东方的失语不仅有现象的观察,更从"解释系统"的归属去认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晚年更有突破西方"解释系统"的尝试。     

陈独秀科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影响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猛士。陈独秀认为,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畸形的文化。既然民主和科学能把西方引到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那么,也一定能帮助中国达到这一目标。因此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他把科学视为理想的知识形态,把科学当作反对蒙昧主义的锐利武器,主张以科学改造中国社会。他的科学思想在中国起到了开启民智,重立人心的积极作用。     

"商量式"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概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始终强调“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逐步形成了“商量式”民主的重要思想。“商量式”民主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坚持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既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又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遵循,既丰富和创新了我国的人民民主,又反思和超越了西方“争吵式”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浅论希伯来精神

从文化学的视野看,西方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因此,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是西方文化的两种基本精神,从而理性与上帝构成了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成为西方文化的象征。本文拟从西方文化精神支柱之一的希伯来精神出发,探讨这一文化精神对塑造犹太民族,形成西方世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中的巨大作用并以此作为启示,探讨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具备何种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站在理智的对岸——梁漱溟直觉概念考察

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提出了直觉概念,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就是直觉与知性的对立,知性思维、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是造成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因此需要直觉来救治.出于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他把直觉搁置在理智的对立面,彼此隔绝.与其说梁漱溟提出直觉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情感的偏执,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