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比较研究

在产品担保责任中,加拿大和中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都为严格责任。在产品侵权领域,加拿大产品责任为过失责任原则,中国产品责任为严格责任。两者的不同有深层次的原因,如社会背景、社会保障机制等。     

论产品责任

《民法通则》第122条和《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等法规明确规定了产品责任。产品责任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在民法理论中非常重要,其法律适用也很复杂,确实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就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制造者的产品责任、销售者的产品责任三大问题加以探讨。     

论产品责任性质和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的性质究竟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确定规则原则的后果,而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确立是认定产品责任归属的关键。究竟以什么依据、理由、标准要求主体承担产品责任?现阶段国外的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怎样的?我国在相关方面的立法进展如何?本文从产品责任性质及归责原则的角度对产品责任问题进行探讨。     

论产品责任性质和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的性质究竟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确定规则原则的后果,而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确立是认定产品责任归属的关键.究竟以什么依据、理由、标准要求主体承担产品责任?现阶段国外的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怎样的?我国在相关方面的立法进展如何?本文从产品责任性质及归责原则的角度对产品责任问题进行探讨.     

论生产者的延伸责任

废弃产品问题,乃指产品在消费后阶段被消费者废弃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针对日渐突出的废弃产品问题.瑞典的隆德大学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林赫斯特首次提出了生产者责任延伸(EPR)概念,指出EPR是生产者责任的延伸,生产者应对其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承担延伸责任.延伸责任乃生产者义务的新增,生产者既包括产品的制造商,也包括产品的进口商,确定承担延伸责任的生产者的方法既需有原则规定,也需有特殊规定.延伸责任是为消除废弃产品的环境影响而设定,其内容须包含于为消除废弃产品的环境影响而承担的源头预防责任,产品环境信息披露责任,废弃产品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责任.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即确定加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原则。其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契约责任、过失责任及严格产品责任等几个历史阶段。严格产品责任币是无过失责任,二者有严格的区别,不能混同。在我国,产品责任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一种,其归责原则应实行严格产品责任,这是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伦理道德观念基础的,是随着侵权法功能的转变而出现的,也是顺应世界产品责任发展趋势的。     

关于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的若干思考

本文根据产品责任理论的发展和国外产品责任的经验,分析了我国目前产品责任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产品范围的界定、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问题等,以期对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美国产品责任中的严格责任原则

通过对美国法上产品责任的案例、理论进行梳理,展现了美国缺陷产品致害侵权中严格责任的肇始、发展及衰落过程,同时也启示我们其实在涉及缺陷产品致害侵权时,并非任何情形都适用严格责任,严格责任只是产品责任规则原则之一.     

“三鹿奶粉事件”中生鲜乳收购站的产品责任分析

将初级农产品作为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其生产者认定为产品责任承担主体,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是世界产品责任立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将生鲜乳等初级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的"产品"范围之内,让缺陷初级农产品生产者对受损害的消费者直接承担产品责任,以有效遏制和防范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频发.在 "三鹿奶粉事件"中,缺陷生鲜乳的生产者--收购站应承担产品责任.在产品责任构成要件方面,应该适当降低消费者对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     

论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性

文化企业以创意为价值基础,其产品和服务具有内容价值性和平台开放性特征,使得其社会责任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产品责任层面。文化产品不仅仅是功能性产品,而且还是审美性产品,能够影响到公众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理应将社会核心价值观放在前置性必要条件的位置之上。借用卡罗尔社会责任模型,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独特性便在于将产品伦理责任放置在前置性的必要条件位置,即不得违背社会核心价值观。     

信息产品责任之正当性分析

传统侵权行为法通常规范的是有形物质产品的侵权责任问题,对信息产品的侵权责任问题并未加以关注。但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信息产品侵权案件的大量出现,信息产品责任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产品责任的正当性问题,也应当成为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课题。     

论产品责任中惩罚性损害赔偿制

应否在产品责任中设置以及如何运作惩罚性损害赔偿制是当前各国讨论的一大课题。本文通过界定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涵义 ,借鉴西方国家产品责任中惩罚性损害赔偿制的设置、运作状况 ,论证我国产品责任中确立该项制度的必要性 ,并尝试提出完善之建议     

中美产品责任法之比较研究

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 ,产品责任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突出和必要。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的产品责任法的比较 ,分析两国法律在产品责任立法、责任性质的认定、归责原则以及损害赔偿方面的异同 ,一方面为解决中美贸易中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障碍做一些铺垫工作 ,另一方面也为对中国未来的产品责任的立法提出建议     

非正式的第三方产品责任治理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了非正式的第三方产品责任治理机制(私人仲裁者)作为一种事后规则对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产品责任风险的激励作用;并通过构建私人仲裁者外生和私人仲裁者内生的产品责任模型来阐述特定条件下,其能在参与人的注意投入、市场均衡产量和产品缺陷标准等方面提供有效激励,而无需借助于正式第三方产品责任治理机制(包括产品责任法和产品责任规则)的约束.     

英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历史性考察

总的说来,英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迄今为止依次经历了无责任时代、过错责任时代、严格责任时代以及当前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并存的二元归责时代.当然,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上述演变路径不是偶然的,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筑起了"合同相对性"的堡垒,这意味着产品责任归责原则选择了违约责任;20世纪初,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公平的重视,过错责任勃兴;20世纪60年代后,保护消费者以实现社会公平成为主导性国家政策,严格责任开始盛行;因为严格责任的单一性,不能适应产品缺陷的衡量标准,阻碍了新产品的开发,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产品责任归责原则逐渐过渡到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并存的二元归责时代.     

产品责任若干问题的比较法考察

与美国、欧洲、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 ,我国法律使产品的销售者承担了更为严格的责任。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上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仿效美国 ,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 ,但在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和抗辩事由上 ,各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纯粹经济上损失一般不可依产品责任法获得赔偿 ,产品责任中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在责任期间上 ,我国产品质量法上“明示的安全使用期”与美国法上的“产品安全使用期”并非同一概念     

浅析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在美国、英国以及欧共体,经历了合同责任、疏忽责任、担保责任到严格责任的演进。我国理论界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观点并不一致。现行产品质量法和民法通则对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采用生产者承担严格责任,销售者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和严格责任并举的归责体系,从而比较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论完善我国涉外产品的法律责任制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产品的跨国性日益普遍,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也随之日益增多。针对这种情况,西方各国相继立法对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专门规定。而我国现有的调整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大多是实体法,且对具有涉外因素的责任侵权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在冲突法领域,仅有的《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又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这种立法上的滞后必然导致司法上的矛盾和困惑。因此,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之分担研究

医疗损害的特殊性以及医疗损害与产品责任概念的交叉,使得对医疗损害责任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诸多争议,尤其是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的承担问题,现行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七章法律条文难以把握第五十九条归责原则,容易产生不同理解。文章试图从司法适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论述。医疗产品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产品,属于特殊产品,在发生医疗产品损害赔偿时,因其关系到公民的生命与健康,应在第一时间救助患者。医疗机构在使用时应严格把关,出现产品损害责任时应由医院、商家、厂家分担。第一时间医院要承担连带责任,可追究生产厂家、经销商的最终责任。     

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初探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因瑕疵产品致人损害而发生的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案件日益增多,研究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便有了重要的观实意义。我国有关产品责任的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于1993午9月1日正式施行。然而,笔者通观《产品质量法》全文,却尚未发现一项专门的有关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条款,这无疑不适应现代国际产品责任案件的审理需要。下面笔者拟就对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