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契约、交易费用与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行为分析

本文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结合现代契约理论 ,通过劳动契约及其规制结构分析 ,对华人家族企业内劳动契约中存在的用关系替代正式制度、用家庭式责任强化关系的“关系治理”现象进行研究 ,并试图证明 ,各国及各类企业对劳动契约中不同类型的注重源自于不同劳动契约的达成与执行费用的不同 ,不同契约的费用差异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 ,而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与这种制度和当事人所受影响文化的适应性程度密切相关。     

纵横治理:关系视角下基层流域治理之道--以长江流域深度调查为例

传统中国基层流域的同质化治理,陷入西方提出王朝专制主义的理论话语窠臼,遮蔽中国基层流域全貌。其实中国地域并不是铁板一块,基层流域治理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基层流域治理存在两种治理逻辑:地理单元越小,横向治理越强,反之愈弱;历史进程越近,纵向治理越强,反之愈弱。同时,既存在纵向关系中国家行政支配的治理机制,又存在横向关系中社会自主联结的治理机制。因而,新时代推进基层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适应时代发展,既要从历史中汲取基层流域治理智慧,又要不断构建新的流域治理制度和体制,进而打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流域治理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效能分析

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资源消耗的投入、活动成果的产出、价值实现的"投入产出比"分析,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投入分析表明,国家机关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大和治理负荷过重的问题;企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小和治理负荷过轻的问题;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失范及其治理负荷失衡的问题。产出分析表明,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体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机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模式同样需要有重大的改进。"投入产出比"分析表明,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法性评估;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理性衡量;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适性判断。有关对社会治理效能(因变量)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变量)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有助于揭示何种类型的社会治理投入模式和产出路径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治理效能。     

论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多边治理机制

金融衍生品在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其所具有的高杠杆性特点,也大大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投资者的内部治理和行业自律不能有效地治理衍生品交易带来的风险。衍生品交易的高关联性特征使得交易产生的风险很容易迅速的扩大和蔓延,而衍生品交易越来越强的国际化特征更加剧了这一点。要有效治理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必须加强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实行国际多边治理机制。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契约化

契约关系短缺或滞后,将会严重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提高。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契约化,是指国有企业治理方式由计划控制下的行政命令治理转变为市场机制下体现自愿、平等、协商等原则的契约治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治理呈现准契约治理特征。实现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契约化的途径,包括实现政企关系契约化,明晰产权、重塑契约主体,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法制化。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政府契约治理的核心要素与实现机制

政府契约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合约制思想与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对于建设契约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价值。但既有研究未曾从契约的角度揭示政府契约治理的完整内涵、理论特点和基本内容。为此,本文在分析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契约治理的理论特点,并首次提出了政府契约治理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核心要素: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和契约;四种政府契约治理结构:市场治理、三方治理、双方治理和统一治理;四种政府契约实现机制:自我实施机制、仲裁保障机制、法律强制机制和科层治理机制。     

伦理治理与标准治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关于企业产权的契约结合体,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伦理治理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标准治理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本文在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双重机制模型,从激励、约束和决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伦理治理和标准治理的治理效应,指出家族企业要提高其内部治理效率,应该相机选择内部治理机制的组合模式,并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机制。     

网络经济下企业组织的非一体化趋势与超契约治理

在网络经济下,由于企业治理交易费用条件的改变,出现了以业务外包、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等非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取代一体化组织形式的趋势。非一体化组织是一种企业网络组织,在企业网络组织之间的交易既不同于市场交易,也不同于一体化组织的内部交易。而这种企业网络组织治理的形式是一种超契约治理,它依赖于企业网络中关系的结构嵌入,来达到相互协同的目的。以企业网络关系为基础的超契约治理具有一般契约治理所不具有的优势,适应了网络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成为网络经济背景下一种新的企业治理的有效形式。     

基于关系视角的战略联盟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战略联盟逐渐成为企业间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数量急剧增长。然而,在战略联盟中,由于联盟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基于契约的正式治理并不能确保联盟合作的顺利进行,在信任的基础上综合使用多种治理结构成为联盟企业维系合作关系的主要机制。基于此,本文在战略联盟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由单一企业和供应商参与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重复性合作条件下的战略联盟治理问题,并以丰田公司为例,研究了基于关系机制的战略联盟治理策略。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

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解读,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的维度,而较少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变量.本文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视角切入,考察和探讨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下浙江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作出了政治学维度的深度解读.     

合作治理与城市基层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的制度变迁.加强和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有必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依靠合作治理提供社区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其中,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市场主体提供商业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公益服务,三者又通过一定的嵌入机制而在对方领域发挥作用.     

治理与善治的合法性分析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内在关系之中 ,是权力客体所认可的权力主体占有及运用权力的正当性。现代社会公共权力证明其合法性有两大基本要素 :效能与民主。治理与善治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合法性证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 ,有利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治理对于当前我国政权体系的重构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构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已经起步。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全面剖析大部制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分析大部制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意义,将促进大部制的健康良性运行。     

现代治理理论视阈下道德治理的价值转向

现代道德治理是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从价值层面引领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现有道德治理的研究,鲜有从现代治理角度来开展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亟需以多学科视野,结合现代治理理论,重新厘定道德治理的现代内涵,并进一步对现代道德治理展开内容、功能、价值取向的全面分析,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探讨出现代道德治理的实施框架,使得现代道德治理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