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苦役踏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之争及环保制度的构建

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是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中心议题,其中,"苦役踏车"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对话处于该领域论争的核心。基于不同的理论渊源和视角,二者对环境与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与制度互动逻辑的解释各有特点。通过系统阐释这两个理论的论争,可以在实践层面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进而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围绕环境保护进行合作,构建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化路径。     

从经济人到制度人——基于人类行为与社会治理模式多样性的思考

人生活于现实世界中,人性假设也应以现实为基础。基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仅靠"经济人"假说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现实和人类的所有行为。人离不开制度,同样,制度需要以人的存在为基础。正是基于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才使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秩序框架内而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的"制度人假说"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部分行为,它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考察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制度人"按照"个体行动法则"行事。"个体行动"是制度、生理系统、环境辨识、个体偏好结构的函数。明确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人的行为。在合理的制度下,"制度人"机制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有序、和谐、快乐与幸福。     

“中国梦”的哲学逻辑及其对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影响

"中国梦"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为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和目标,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必将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即监管创新与培育创新,监管创新主要包括:创设和认定"枢纽型"社会组织,实现"以社管社";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构建综合性监管体系等。培育创新主要包括:逐步降低社会组织获得法律合法性的门槛;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施综合性的培育制度等。这些管理创新体现了中国梦"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体现了寻求国家与社会合作共强及将个体与整体有机结合,整体高于个体的"中国梦"的逻辑辩证。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双规则及相关主体行为分析

农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过程中由于自然、人工和制度等原因产生增值。以原用途和年产值为核心制定的征地补偿方式分配征地增值收益的"显"分配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执行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村委会以及土地使用者等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增值收益的分配,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下,形成了扭曲增值收益分配的"潜"规则,刺激了利益相关者对土地增值收益的非理性追逐。但是"潜"规则背离了社会公正与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必须在不同层面对"显"规则进行系统设计,以缩小或杜绝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潜"规则。     

民营银行“生前遗嘱”制度的法律构建

"生前遗嘱"制度是次贷危机后针对"大而不倒机构"产生的一项新的风险防范与处置制度。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和G20的推动下,该项制度已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并在主要金融市场国家的立法中得以确立。该项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在正常经营期间就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以保证发生危机的机构能够迅速恢复健康,为监管机构的处置措施提供基础,实现危机机构的有序处置。民营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自担"主体,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生前遗嘱"制度对其经营发展、风险防控、有序处置等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具体包括明确民营银行"生前遗嘱"的法定目标与监管主体,确立民营银行"生前遗嘱"的制定与更新程序,建立民营银行"生前遗嘱"启动机制,完善民营银行的自救措施等。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社会工作拓展视域的“社工+”论析

"社工+"是一个涵义丰富的概念,涉及社工主体+、社工领域+、社工手段+等。在社会工作拓展视域中,"社工+"的核心是社工领域+,即社会工作在其传统实践领域获得较好发展的基础上,使其可能应用的领域不断得到拓展,既促进相关领域事业的发展也促进社会工作本身更大进步的一种举措,它是社会工作拓展和社会工作推广的一种带有模式化的简约表达。"社工+"的对接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政府责任所及的公共服务提供和社会治理创新层面;二是政府责任难及的正常社会生活维系和社会关系协调层面。要使"社工+"战略有效推进,需要懂得"社工+"的基本方式,要求制定"社工+"的系统规划,必须提供"社工+"的资源保证,更应吸纳"社工+"的高级人才,强调建立"社工+"的成套制度,重视强化"社工+"的管理协调,积极关注"社工+"的创新面向;设法防止"社工+"的过度跨界。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基本问题

党的十八大"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聚和集中表达,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导向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的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时代精神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融合,构成了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指针、文化强国建设的方向、制度安排的灵魂。其主线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扣住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处理好公和私的矛盾。它是在总结我们党长期重视弘扬正确主流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     

网络“裸持”信贷中的犯罪及其刑法规制

通过分析“裸持”信贷中的犯罪现状,可知我国法律对裸持信贷规定存在不足。此类犯罪行为具有多样刑法性质和特定的犯罪规律。结合域外英美对信贷的立法、监管方面的规定,应当从刑法规制路径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解决措施,完善规制裸持信贷的法律规制路径。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监管探究

农产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农产品的供给量、增加了农产品的多样性,但农产品质量方面仍然存在安全隐患,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在法律监管中更是存在着立法缺失、执法不力、法律意识淡薄等多雏困境.在利益平衡、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以及人权保障理念的支撑下,加强法律监管对于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应从基本法律制度层面、法律监管执法层面、法律制度设计层面、法律责任层面对其进行规制,为其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     

传统人际伦理变异与权力寻租及其矫治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熟人社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熟人”待统中的人情、面子与权力的三要素的运作逻辑,在当下人际交往中发生扭曲性交换,并进而产生人际伦理的变异与权力寻租。因而实现人际伦理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熟人”传统。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际伦理矫治。     

"五四"人学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人学观念的建立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学观念的倡导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营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为人学观念的深化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不过,围绕人性抒写和社会改良等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革命文学展开多次论争之后,也因远离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而遭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不得不溢出个体信仰层面,承担群体使命和社会责任。     

"失范"与"规范":社会转型期中国"两栖人"现象及对策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化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两栖人"现象是阶层分化中出现的身份 契约的失范现象;因身份的差异,"两栖人"分为"城乡两栖人"与"官商两栖人";原有身份制度下的政治权力结构及社会资源分配差异是"两栖人"现象产生并不断反复的深层次原因。在社会转型的深入阶段,应该进行"去身份化"改革,调整原有身份制度安排下的政治权力结构,促使"城乡两栖人"快速转化;同时规范政府权力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压缩"官商两栖人"的生存空间,促进社会合理分化,寻求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发展。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下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重构——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将公众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了政府的监管层面上.食品质量安全的信息不对称、食品质量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与外部性、消费者在与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冲突中处于弱势,这几个方面导致了市场的失灵,需要政府进行监管.政府虽然也有能力监管,但由于部门之间的缺位与错位,监督制度的缺失,政府能力的局限,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动机的影响,导致了政府管制的失灵.在政府管制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解开食品安全监管的症结,关键在于对安全监管体系进行重构.     

无“家”的彷徨——鲁迅对于“家”的绝望与痛苦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忽略了对于其"家"主题的考察,实际上鲁迅的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对于"家"的焦虑。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微观的家庭、中观的家族和宏观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鲁迅藉此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无"家"的绝望与痛苦。鲁迅作品中的"家"主题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焦虑。     

论秦汉时期的“明法”选任

所谓"明法"选任是秦汉时期以"明法"为标准的官吏选举、任用制度。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以"明法"为科目的选任制度;其二,以"明法"为标准的非"明法科"选任制度。在"明法"选任演进的历程中,"明法"标准由官吏必备的素质调整为文吏的基本技能,法律人才的政治定位与社会期许随之变化。尽管如此,"明法"选任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举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法律人才的流动,有效地确保了行政机构的运行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