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蕺山对王学的修正

刘蕺山是明末儒学的殿军。他顺应了当时王学修正运动的潮流,对王学作了很多补偏救弊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慎独与诚意学说之中。蕺山对王学修正的措施可归纳为：强化道德本体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注重践履工夫;扭转王阳明对“意”的理解;驳斥“致良知”及王门“四句教”。蕺山触及到了王学真正的理论缺陷,他对王学的一系列修正是卓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蕺山也表现出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被忽略的晚明王学重镇鹿善继及其儒学思想初论

鹿善继是晚明北方王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儒学思想承王阳明、罗念庵一脉而来,以“躬实践”为主要特色,合学业、事功为一体,重节义,重实学。以“真”为心体,以“时习”为工夫,以奋进为乐,以“不动心”为着落。据鹿善继的学行及当时所造成的影响,理应给予其儒学史上相当的地位。     

王畿与聂豹关于本体良知之辩──兼对牟宗三先生《致知议辩》一文的补充和商榷

王畿与聂豹的“致知”之辩，涉及王学的良知是否为心的最高本体和能否起主宰作用的根本问题。两人在“先天心体”，“已发未发”、“寂感”、“诚、“乾知”、“自然之觉”、“知爱知敬”等七个方面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这次辩论，说明王阳明卒后仅十年左右，王学即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也反映了朱学复兴的萌芽。     

张履祥所受刘宗周思想影响及其师门补救之功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是晚明大儒刘宗周的重要弟子,但是张履祥后期由王学转向朱学,成了清初尊朱辟王的先驱。师事于刘宗周对张履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二人的学术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世而选择了不同的道德践履理论,所以张履祥站在朱学的立场传承蕺山之学,对于师门有补救之功。     

孟苟殊途同归：性善说与性恶说的比较分析

人性问题是先秦儒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儒家政治学说的基点。孟子以“心之仁德”言性,而荀子以“人之嗜欲”言性,一个侧重社会属性,一个侧重自然属性,二者的语言表述的确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强调在后天的实践中通过“养”或“化”的方式扬善去恶,追求完善的道德以争做圣人。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性的态度和作为,最终都转向并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可见从儒家内在的道德修为到现实的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在二者的学说中是一贯的,也正是孟荀二人学说的异同之所在,彰显了儒学之为儒学的理论特色。     

张采与东林朱学

张采是明清之际学术大转型思潮中重要的理学代表人物，其接武东林朱学的学术实践，主要体现在传承东林学脉、整理理学著作、宣讲程朱学说等三个方面。这些学术实践，就理学学统传承而言，是东林朱学在复社的继续和发展，就时代精神实质而言，是复社士子重建与张扬程朱理学的开端。从东林朱学到复社实学，再到康熙理学，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历经王学狂飙和鼎革巨变而常新不衰，张采等复社巨子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從陆象山到王阳明

(一)陆象山(1139—1192) 南宋思想界朱陆并峙,朱倡理学,陆倡心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戶,几如冰炭”(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黃梨洲按语)其后朱学日盛,陆学消沉,不绝如縷。到明代中叶,阳明崛起,接陆学之余绪,发揚而光大之,称为“王学”,成为新兴的一大学派,一时有压倒朱学之势。从此陆王并称,与程朱派,成为我国近古唯心主义思想的两大派别。     

评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观

人性主要保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人的自然属性，二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先秦时期的孟子、荀子就人性观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两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性善”与“性恶”中“性”的所指有所不同；对性本源的认识不同；孟子强调先天的道德观，荀子强调后天的极伪而成；在通德观培养途径上存在分歧。本文即是对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     

明中叶朱子学与阳明心学的对峙

明中叶以后是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时期,面对王学的冲击,朱学阵营不得不作出反应.一方面,程朱派学者对王门心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击,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另一方面,朱学各派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等理论问题上提出一些有别于朱熹的看法,这些理论探讨对于此后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的修正分别体现了理学从超越追求到现实关怀、从崇德向重情、从修身到经世的转向.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李泽厚与陈炎的儒道互补研究之比较

李泽厚与陈炎对于儒道为什么能互补、如何互补、互补的结果、如何评价这一互补等问题 ,有着不同的回答。比较而言 ,李泽厚为适应“自然人化”理论 ,针对“儒道对立说”的偏颇 ,更强调两家的同一 ,并选取了多种方法来阐发自己的主张 ;陈炎坚持“价值中立”、“方法多元” ,以区别于周而复始的重新评价和单一的“学术规范” ,因而能够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解释儒道之间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 ,揭示这两大文化源泉在民族历史及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曾巩"道统"思想的价值内涵

以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为背景,揭示出曾巩“道统”思想中所暗含的社会政治改革取向及其深层的思想渊源,并以此为契机,从“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勾勒出曾巩企图以儒家“仁义”之道重新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的理想。     

论魏晋玄学三派之价值趣向

竹林玄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为魏晋玄学之三派。在"汉文疲敝"的背景下,竹林玄学以礼义文化为非自然,故而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竹林玄学本质上是道家之学,他们对流于虚饰的文化批判在逻辑上成为新的文化建构的先导。从嵇康、阮籍的激烈态度至王弼、向郭的价值学说,其逻辑之演进有类于从先秦道家之"为道日损"再至儒家的道德重建。正始玄学"举本统末",其指归在于法"道"而行,趣于"同乎道"、"冥于神"之境。元康玄学"崇有"而倡"独化",其宗趣在于肯认人生之"自由"——自己由乎自己。王弼言"本无",可谓由体而发用;向郭倡"独化",则是由用而显体。虽然发论途径不同,体用不二之理趣则为共通。     

四端七情说中的道德原则先在性问题研究

孟子＂四端＂说为儒家＂仁＂学和＂性善＂说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基础。朱熹对四端的发挥,以及理气、动静、发与未发等论证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宇宙论、本体论和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所以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理本却绝不贱气。号称＂海东朱子＂的韩国儒学大师李退溪,将朱子学中理的方面加以发展,强调理的绝对优先性,存养道德,压制情欲,形成的性理学其实更近于二程;而与其并称＂理学双璧＂的栗谷的性情论与朱子更为接近。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理学思想

通过分析《诗集传》的注释，以探讨朱嘉理学思想，如道心人心、理一分殊、心统性情、主敬涵养等．     

朱熹哲学的合理价值与新安理学的创新发展

朱熹哲学将仁学与易传的生生之理结合起来,把人看成是自然界长期生生不已发展的最高产物.人能自觉地体认天命,体认生生不息之仁,穷理尽性,弘扬天命,使人的主体精神昂然挺立.朱熹把儒释道统一起来,完成了儒学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到朱熹之集大成体系,完成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所提出的融合战胜释道的文化使命与任务,儒学自身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作为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对新安理学的发展,以及重视实用实践生存、提倡气节等特点产生重要影响.     

"道生革命"的"期待视界"

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所阐发的一系列佛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意义,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竺道生佛性思想与魏晋玄学、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以及大乘般若学的比较研究,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道生革命"的历史动因,揭示其深度思想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佛教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和复合型文化品格的理解.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