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民族主义对越南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作用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础与行为实践。越南在封建时代是东南亚有一定延续性的典型中央集权国家。在其中存在的王朝民族主义对越南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民族国家建构时,主要通过典章制度的设置、行政机构的建设、儒家文化的本土化,以及对少数族群运用武力等进行。因此,纵观历史王朝民族主义作为族群—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不仅在前现代时期存在,而且对越南封建时代取得超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体化成就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共同体的构建——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

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旨在构建跨越族性、超越族裔民族主义的共同体价值,建立多民族国家、社会与各民族之间良好的情感沟通与认同理解,促进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兼具共同性与包容性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共同价值与精神凝聚力,培育多民族社会的交往理性,有助于构建符合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关系,加强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新时代共同体建构的主要路径是推进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改进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由此可维护我国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存的稳定结构,避免其他一些国家所经历的现代性危机和族群矛盾激化危机,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试论孙中山“政治国家”与“民族国家”间的张力

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与建国内容方面有显著差异.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孙中山力持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国家的目标与民族国家统一.由于政治国家价值理念与社会客观现实方面的差异,孙中山思想中残存的封建意识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张力,以及政治国家理想与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举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于一役的思想和实践,非但不能实现政治国家目标,而且也不利于民族国家统一,并最终回归民族国家统一之路.孙中山的政治国家实践说明:政治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而民族精神是政治的灵魂,要正确对待民主与政体的关系,政治国家要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国家.     

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

本文提出了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第一次运用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手段来系统地论证该概念。本文指出，国家民族主义即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内容，是一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恒常起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因素。本文认为，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成立，不仅有其理论依据，而且有其现实基础。该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因而该概念应进入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     

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

民族与国家合一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19世纪末民族主义在中国勃兴。清政府以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党人以民族主义推翻清政府。民族主义在新军中传播,在革命党人影响下,新军接受反清反帝的民族主义,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从排满转向反帝。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宗旨。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应当超越血缘种族,建立一个富有包涵力、整合力、融合力的现代国家体系。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融合凝聚各民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在理论上应当合而为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也应当是合二为一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由此凝炼出共同的民族精神,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这就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论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

民族主义的政治含义是以集体动员、价值引导、维护利益、社会实践的方式来影响民族政治生活;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两个方面;民族主义对政治的积极作用是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统治合法、促进政治制度变革、抵制国家霸权主义,消极作用是激化民族矛盾、危害国家整体利益、破坏政治稳定、制约国际社会正常发展.     

族群与国家：文化的想象与公民的认同

族群与民族虽可解析为想象的共同体,但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无一例外的存在。个体公民化,是处理少数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矛盾的最好方法。强化公民身份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并增强国家认同。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简析

邓小平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他把国家利益科学划分为以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为首位、以国家经济利益为核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三个层次,三者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又分清轻重、区别主次。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的新发展,洋溢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特色,为制定我国对外战略和指导我国外交实践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浅析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国家认同再次引起学界关注。始于18世纪西欧的民族国家理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缺陷,对于占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单一民族国家,存在国家疆界与民族边界的异质性,因此在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总是一致,他们之间存在着张力甚至冲突。如何整合政治和文化资源协调二者的关系,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一致,形成高度一致的政治认同,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议题。     

中国近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逻辑:启蒙与民族主义

启蒙立足个体,诉诸理性,针对的是个人的自由和社会权利,体现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引导和塑造个体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民族主义则立足国家的整体,在诉诸理性的同时,更要诉诸情感,体现为近代以来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提出的一系列改良与革命的政治实践以建构现代国家。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逼迫中国人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尝试,从而使启蒙与民族主义相交织,共同奠定了近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而启蒙对个体主义的强调和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强调则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承续了二者对近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和目标,统一和实现着二者的根本诉求。     

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     

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思考

民族主义发源于中世纪末期的西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情感、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它是伴随着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兴起的。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体,是建立在特定民族群体基础上的主权国家。早期民族国家的缔造者需要借助民族主义这一观念来摧毁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封建割据的地方主义,进而动员广大民众认同和支持民族国家这一新型政治共同体,而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又反过来加深强化了民众头脑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可以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构建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摘要］人类社会中曾出现不同的政治实体与国家形态,现代“民族”（nation）观念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在欧洲的,并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侵略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许多国家并不具备欧洲“民族主义”同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但是在西方主宰的国际交往和法规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为了理解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实体的发展历程,也为了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和国家形态的演变历史,本文讨论了“民族”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现代公民国家和传统部族国家的差别,以及今天在理解民族国家形态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     

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

邓小平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他把国家利益科学地划分为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又有轻重之分、主次之别的三个层次———置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益于首位,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核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在新时期的发展,洋溢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特征,为新时期制定我国对外战略和指导我国外交实践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试论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

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观念、理论政策和社会实践活动。因为人类社会由部落制度发展成民族和国家,所以,文化的同一性常常成为一种政治博弈的资源,由此而形成了民族主义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推动与抗拒的作用。     

翻译与治理：贞观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其表现形态、实施模式和治理之用在不同政治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唐代的译史、译述、译论表明，贞观时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对内、对外翻译事件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特征，国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通过翻译机构国家化、资源配备集约化、翻译流程协同化、译者身份制度化、翻译产品经典化五种手段，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发挥其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国家形象的治理功能。贞观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特征和功能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制度化翻译与翻译治理的形态和模式，可为当今国家实施翻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它要求推进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多元化,其中首要的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着眼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离开民主政治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迷失方向和陷入困境。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以政府治理为主导,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坚持国家制度建设,推进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达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的合作协调治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以坚持党领导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形式和实行群众路线为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新型民主观为指导。     

论民族国家下的自我认同

民族国家的阶级状况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有两个层面：首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国家与个人是互相建构的,而这种互相建构又是以阶级政治为中介的。其次,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更是使自我认同成为一个社会基础。在社会性别方面,女性主义运动和性解放运动都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自我认同,它们都试图把人从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能在私人领域有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我把握。而在由多元族群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中,族群状况同自我认同的关系也是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的。一个多族社会中的族群关系问题可能以同化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来解决。     

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