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私权基础的嬗变:从合同到财产

现代公司制度的兴起是在工业革命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对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资本主义向团体资本主义双重历史转折的回应。生产和交易的社会化与非人身化催生了对商组织形态创新的需求。现代公司的法律结构反映了经济对制度的需求和商组织经济结构的变迁,是对传统公司法的扬弃和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制度重构。合同交易成本与负外部性的现实存在是推动公司法的私权基础从合同向财产嬗变的根本原因。现代公司法的财产权基础确立了其区别于传统商组织法的制度内核,应当成为构建现代公司法解释范式的逻辑基点。     

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公司的兴起和发展，是人类生产史上企业组织的一场伟大革命。时至今日，公司制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我国公司法的制定和实施，为公司在我国的发展规范化和制度化提供了法律环境。掌握公司法的精神实质对于依法操作公司，规范公司行为，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公司法精神实质的高度概括，是贯穿于公司法始终的指导思想，是理解和解释公司法各项具体规范的依据，是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的基本准则。依法设立原则。公司具有标准性，设立公司或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必须符合公司1法规定的形…     

政府“退出”国有企业的难题析评

政府“退出”国有企业的难题析评叶国英（南京审计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７）按照现代公司理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政府从企业中“退出”（ＥＸＩＴ），中止政府对国有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实行政企分开，这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     

民法上安全原则的确立与展开:以风险社会治理转型为视角

《民法典》的体系确立和内容创新既反映了现有民法学理论和民商事实践的成果，还反映了立法者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回应，即民法应当回应法律主体对“安全”的制度需求。从离婚冷静期的增设到个人信息权益的确认，民法制度的变化实际上蕴含了民法发展史中常被忽略或被其他概念涵盖的重要原则，即安全原则。这并非学理层面的空谈之论，欧盟早在《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中就明确提及了“安全原则”概念。与平等原则、自愿原则等传统民法基本原则不同，安全原则是以安全法益为核心的框架性功能原则，基于“行为安全—心理安全—过程安全”的三层结构，在民法体系内部和外部均产生“规则事域化”的指向性影响，一是规则重心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二是传统法律主体、客体的类型有所扩张。     

法人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法人制度是规范市场主体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普遍在民法、商法或公司法中规定了法人制度。我们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以法人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     

未经清算而解散公司的法律责任研究

一、有限责任原则及其除外规则我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的股东以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即为公司制度中有限责任原则 ,又称投资风险有限原则 ,是指公司股东的投资风险仅限于其在设立公司时的出资额和在公司存续期间的追加投资额。就笔者看来 ,它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 )公司制度中的有限责任原则 ,是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 ,而非公司本身的有限责任。有人认为有限责任是指公司以其全部财产为限 ,对外直接承担责任① 。这种观点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 ,在民法上 ,民事主体以承担无限责任为原则 ,以承担有限责任为例外 ,…     

追诉时效的例外条款：理论辨正与规则重理

“南医大杀人案”再次激活相对冷僻的追诉时效制度,《刑法》第87条第4项与第88条作为追诉时效的例外条款及其适用问题再次跃现。理论上对核准追诉与无期限追诉的法律属性认识模糊,未能共同纳入例外条款的定位。这导致法律适用相互交错,核准追诉甚至会架空无期限追诉条款,并异化为兜底条款。尽管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对例外条款的适用作了规定,但未能充分阐明应然立场与基本原则,引发适用逻辑冲突、内部功能紊乱。关于例外条款的解释学原理,不应脱离立法原意及其法律属性。从严解释的基本立场才契合罪刑法定原则,可防止例外条款异化为“一般规定”及扩大化适用深渊,但应当警惕将例外条款异化为“僵尸”条款,使其难于适用。对两个例外条款的具体适用,尚需细化规则。     

我国医疗侵权知情同意原则问题研究——以借鉴美国法为视角

知情同意原则是医疗侵权领域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我国应当借鉴美国法,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告知同意理论。在告知内容上,应当借鉴美国法关于"实质性"信息这一概括性规定;在判断医方的告知是否充分的标准上,借鉴美国法客观病人规则;在告知义务的例外规定方面,应当充实并完善告知义务的例外;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应当借鉴客观因果关系标准。     

走向“批判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乃是走向了一种作为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科学,其核心之点就在于这一用于把握历史的方法论原则的有限客观性。而流行的卢卡奇式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则由于将思维的有限客观性无限化、绝对化,将之实体化为超验的实在,从而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失之交臂。要真正理解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科学之实质,就必须划清与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界限。     

解读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从侵权责任法的视角

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是我国公司法领域的一大创举,对其成文法化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但事实上,该条文的规定与英美判例法中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别,不能完整地表达这项制度的丰富内涵。因此,将第20条第3款视为侵权责任理论在公司法领域的特殊条款视乎更为合理。     

检务公开中的不公开“例外”

检务公开应当遵循“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基本准则。检务信息的特殊性决定了检务公开的例外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为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开”与“公开例外”的平衡,检察机关需要加强对“公开”与“例外”标准的把握,坚持例外先定、例外有限以及例外时限的原则。同时,在检务公开的过程中,还应当根据检察机关的不同职能,对检务信息的例外制定相应的救济措施,为实现检务公开的健康、深入发展提供有效的监督与保障机制。     

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任何组织都要实行某种组织原则，否则就不可能存在。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组织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那么，国有企业按照《公司法》改制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后，企业党组织应实行什么样的组织原则、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呢？现代企业制度下的领导体制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什么关系，能不能与民主集中制原则相“对接”？进一步说，现代企业制度下的领导体制是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载体”？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空白点”。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一、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     

两岸“资本多数决”制度及其法律控制比较

股东会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机构。它的决议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利润分配、发展规模乃至分立合并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能够对股东、公司、债权人和其他相关利益团体产生普遍影响。“资本多数决”是股东会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本文结合大陆与台湾的公司法，拟就两岸的“资本多数决”制度进行比较，着重对比两岸对该制度的法律控制，以期完善大陆防止“资本多数决”滥用的公司立法。一、大陆和台湾的资本多数决制度大陆公司法第106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台湾公司法第174条规定：“…     

论公司控制权概念的法理基础

在实务中极其重要的"公司控制权"概念,理论研究者应重视公司法既有理论对其的论证与检讨.公司控制权概念应当得到承认,只要对公司的法人性作相对化的理解,以及对实在观的法人本质理论的适用范围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公司控制权在公司法的概念体系中,就可以获得合适的位置.     

论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依据

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依据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理论依据———“连带理论”;第二层次是其观念基础。现代国际法背景下连带性理论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观念的加强;二是有限主权观念的强化。与其他相关学说相比,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意志协调说”在解释国际法效力上相对较为合理。国际法效力的关键在于“国家意志”,但并不是指个别国家的意志,也不是各国之间的“共同意志”,而应当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调。国际犯罪的猖獗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先天缺陷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倚重国家法院管辖这种国际刑法的间接执行方式,这就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传统管辖原则的管辖漏洞又直接体现着普遍管辖原则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普遍管辖原则的应时而兴成为历史的必然。     

论核准追诉制度的完善

核准追诉程序启动权在公安机关，核准决定权在最高检。基层检察机关面对核准追诉事实证据条件、追诉必要性条件法律规定较为原则、被害方强烈要求追诉等压力，如何能动履职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应当从能动贯彻“不追诉为原则，追诉为例外”要求、能动引导被害方回归理性诉求、进一步健全完善核准追诉制度相关立法、明确核准追诉条件、明确“逃避侦查”和“立案”的含义、健全公检之间配合协作、监督制约工作流程等方面着手，破解核准追诉目前存在的难题。     

人性假设与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诉求

中国传统的集团文化形态是以人性本善的“礼”为核心 ,派生出了“以善抑恶”的善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和”性正义价值取向。而西方的经济文化形态则是以人性本恶的“法”为核心 ,演绎出了“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法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从历史的进程看 ,一个社会中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只有平衡协调发展 ,使集团原则和经济原则处于均衡状态 ,把对个人利益动力的驱使放在尊重集团原则维持秩序的基础之上 ,才会使社会秩序文化真正繁荣起来。所以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取向和基本理论 ,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 ,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多维审视

“中国之治”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还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之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中生发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基石是充分激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关键是不断彰显制度优势和提高治理效能，基本要求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     

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悖论及其克服

公司社会责任起源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这种具有公平价值取向的理论有其道德合理性,但将公司社会责任规定在《公司法》中并作为强制性制度推行,则会导致公司运营效率低下、公司发展受阻的问题,最终造成为追求社会利益却反而损害社会利益的制度悖论。为克服这种制度悖论,《公司法》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应从强制性规定转化为倡导性规定;在公司实践中,公司章程应当细化,明确规定公司捐赠等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与形式,尽量划清公司社会责任的边界。     

现代英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确立

现代英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确立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1720年《泡沫法案》颁布之后,英国对成立合股公司一直奉行特许主义,这一做法虽然抑制了合股公司的发展,但同时也推动了“合股社团”“信托合股公司”等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有限责任原则也有了初步的实践。从1825年《泡沫废止法》至1844年《合股公司法》,合股公司的成立实现了从特许主义向准则主义的转变。19世纪中期,铁路行业的危机促使英国民众普遍接受了现代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通过1855年《有限责任公司法》和1856年《合股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正式进入英国的立法实践,现代英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最终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