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凸现的原因及其化解之道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现期。凸现的基本原因是：社会转型与利益的分化、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资源占有的结构性不平等;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的多元性;社会活力的不断迸发与制度供给的不足;风险社会来临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等。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机制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产权治理、收入分配治理、就业和社会保障治理、权力控制和政治参与治理、“劳”“资”“政”合作治理。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长期的,治理社会矛盾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     

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

中国“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先于其工业化设置而具有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19世纪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结构。这样的社会实存,既对我国市场化社会转型产生着强大的规制并促使其保持“社会主义”的同源性,又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其它国家由工业化使然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源性特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是因国家工业化导入市场机制而发生的一种必然回应,因而它又与世界其它国家由工业化使然的社会转型具有某些同源性的特质和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两种或两类同源性现象及过程,本身存在着理论谱系、逻辑传统、方法论和价值观张力等非同源性的基元;于是,规制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制度场域的既成性,并不能帮助我们完全有效地规避“工业化 市场机制→社会转型”的潜在风险;而且中国社会转型还将长期处于一种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博弈的性状之中。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是国家政权延伸的“神经末梢”,基层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在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也面临着社会矛盾多发、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未形成、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转型期的更迭、基层政府对治理理念的盲视以及社会组织的边缘化。因此,面对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方向、精细化、协同化、科学化、信息化的角度来探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到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基于国家形象学研究的考察

中俄两国互视与国家形象变迁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和现实影响。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俄罗斯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导致了俄罗斯中国形象的朦胧性；“中国威胁论”的复活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使俄罗斯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手，但同时也是学习的榜样。基于这些因素，俄罗斯对中国的认知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则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政治性特点，中俄关系变迁主导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总体走向。同时，公众主观认识和浓郁的苏联情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演变。中俄国家形象的变迁启示我们既要带领人民创造一种幸福安康的、真实的中国形象，也要向国际社会积极传达中国声音，从内到外，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敢于担当的大国形象。     

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框架及关键着力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其本质特征之一是倡导运用现代法治方式和社会协同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中国构建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在社会转型期和"维稳"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力图整体推进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制度化努力,业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行模式和工作典型。然而,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若干极具挑战性的难点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究完善,这主要涵盖决策定位、问责结构、评估工具、层级差异、风险感知等方面,这些问题构成了"稳评"机制实施的关键领域。当前,应在巩固既有实践框架基础上,正视难点问题,强化评估中的风险沟通与治理导向,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来考察。     

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新的考察和审视 ,可以看出 :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农村公社的占有制和政治关系上的专制制度并不矛盾 ,三者相辅相成 ,而土地公有制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 ;东方的国家起源于组织社会公共工程的需要 ;东方社会停滞性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经济长期存在 ,根本原因是其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缺乏“外部交换” ;国家组织公共工程和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形成一种对立统一关系 ,从两个方面促使东方社会处于停滞状态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 ,在于为我们正确把握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方法论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这种方法本身就体现着历史尺度和伦理原则的统一。     

略谈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政治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时期,具体表现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及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变革和转换。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充满诸如贪污腐败、行为失范、发展失衡、利益矛盾、信仰迷失以及新的民族、宗教问题,这些因素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政治因素。     

从价值观差异看汉英寒暄交谈

寒暄交谈是一种表示应酬的辅助性语言,具有缩短交际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维持人际关系的社会功能,也是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真实反映。汉英寒暄交谈深层次上受制于东西方两种价值观。从价值观的道德取向、人际关系取向、时间取向、审美取向、金钱取向方面探讨汉英寒暄交谈的差异,以窥价值观对语言的渗透。     

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

人类系统的整体性彰显其基本单元与结构为国家及其关系;区别于国家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结构,可将国家关系结构视为人类系统的宏观结构。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生产既是国家亦是国家关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由此成为人类系统形成与演变的微观基础。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的提出是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积极尝试。     

略谈中印传统文化之差异

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中国和印度是东方文化的两个主要发源地。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同属于东方文化,但是两种文化体系却有着根本的区剐和不同的追求,具体表现在文化的本质、内容、包容性及其哲学的概念体系等方面。研究中印两种文化的主要差异,吸取印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的崛起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论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矛盾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推行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直接的社会根源。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状况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基本的社会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近代的文化矛盾主要是源自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文化模式的型变、文化资源的匮乏、文化内涵的混积、文化心理的冲突和文化方向的偏差。在应对近代文化矛盾中出现了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文化批判、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近代中国国情决定了只有坚持革命立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是从根本上克服近代中国文化矛盾和实现中国文化革新的现实出路。     

我国高校学分制实施现状与改革策略研究

学分制又称学分积累制,它是以学分作为计量学生学习分量单位,以学生取得必要的基本学分作为毕业标准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我国是推行学分制较早的国家之一,现有的学分制模式有完全学分制模式和不完全学分制模式两种。目前,在学分制实施中还存在着学分制内在要求与现行课程体系的矛盾;学生选课需求的广泛性与学校提供选修课范围相对狭窄的矛盾;学分制实施条件要求与教育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教师专业的单一性和学生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学分制目标管理与传统的教学管理之间的矛盾等。论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意蕴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探讨了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的问题,所探讨的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方法、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三个方面开创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先河.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分析

我国社会结构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引起社会阶层之间非公正趋向,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体制转轨不一致,导致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显形化等。党和国家必须科学认识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特点,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健全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积极作用,克服阶层结构分化的负面影响,推动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健康发展。     

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思想评析

大川周明是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理论家."道义国家"思想是其"国家革新"运动和亚细亚主义共同的原理论.他通过对东方传统思想的阐释,提出"道义国家"思想,内在的道德精神促进外在的社会制度进步,以此作为自己的国家哲学.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阐明日本文明的原理在于天皇中心主义的"道义"精神,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来源于与日本天皇崇拜的"道义"精神不相容的西方化,因此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与大正民主运动潮流相对立.在对外关系方面,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表达亚细亚主义,日本为"复兴"东方传统思想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东方"道义国家"思想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原理,打着"道义"的旗号为日本殖民统治亚洲邻国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