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中分配机制公平性检讨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出台的相关条例与政策在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建立完善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方面,获得了广泛赞誉与开创性成就。但中国现行的分配政策在地理、年龄要素与实施目标的考量上存在难以解释的困境。美国新提议的肾移植分配方案,也存在因考虑年龄因素引发的蔑视老年人的歧视风波。在借鉴其他国家已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困境的解决不仅应在分配要素上考虑医疗标准与医学判断,还应在区别对待中,在器官供求严重失衡的背景下,避免现行的器官分配政策将挽救一部分人生命的治疗机会列入到劣等序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每个公民平等的关切与尊重。     

硬性的器官捐献登记制度应予否定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人体器官捐献上并未强制要求器官捐献者对器官捐献予以登记,在其他各省的条例之中则要求器官捐献者对器官捐献予以登记.器官的捐献与否纯属自然人私人事务,器官捐献登记对捐献者效力较弱且不是扩大器官来源的途径,器官捐献登记会主动或被动地将部分潜在的捐献者排除在捐献大门之外,此外,对做出捐献登记的捐献者隐私权保护亦堪忧.因此应当对硬性的器官捐献登记予以否定,更多的转向关注捐献者的理性能力.     

从尊重生命权看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之根本,属于基本人权之范畴.作为挽救病人生命的重要方式,人体器官移植应恪守尊重生命权的原则.因此,对人体器官捐献、摘取和器官捐献者生命状态的判定应遵循严格程序,器官摘取和移植中的相关法律责任要明确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根据上述要求,加以完善.     

民法典时代活体器官移植供体权利的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活体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重在维护活体器官移植秩序,而在供体身体权、自主决定权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漏洞。民法典时代立法修法应当遵循《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基本原则,加强对供体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撤销权、优先权等权利保护,优化供体补偿和宣传激励机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切实保障供体身体健康,严厉惩治器官交易行为。     

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探究

在医学不断发展的今天,为了挽救更多病患的生命而产生的人体器官移植也在不断的发展,如今人体器官移植显已成为治病救人不可缺少的一项技术。为了推进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上海,深圳等地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全国性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于2007年5月1日施行。器官移植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关法律问题的出现。现行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规定依旧寥寥无几,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给不法分子留下大量的法律空白。由于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缓慢,并没有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解决不了器官移植日新月异的诸多问题,从而导致越来越多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威胁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在大力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同时,也必须不断完善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问题,从而建立一个安全有序的器官移植环境,为挽救更多病患的生命而创造条件。     

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器官移植技术为许多因器官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的病人带来了健康的福音,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成为制约该项技术发展的瓶颈。构建切实可行的器官捐献体系是器官移植工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我国器官捐献体系的现状,探讨了供体器官严重不足的原因,并在对国外器官捐献体系构建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健全相关法规、建立器官捐献基层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遗体器官调配机制等方面阐述完善我国遗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可行路径。     

韩国器官移植法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器官移植法包含了有关器官移植的所有事项,本文就其中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即脑死亡、器官捐赠的同意以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法规制,寻求对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启示:其一,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没有必要采纳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在坚持传统的死亡标准的前提下,在器官移植立法中有条件地允许摘取脑死者的器官行为成为依法令的行为,从而使其正当化。其二,器官捐赠人的有效同意是摘取其活体器官的核心条件,医生必须履行其充分说明的义务。摘取脑死者和死者器官时,即使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表示同意,如果其家属明确反对,也不能摘取其器官。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没有就摘取其器官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只要享有优先顺位的家属表示同意,就应当允许摘取其器官。其三,为了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规定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考虑到买卖双方的迫切处境,应当对其设置减免刑罚的事由,同时,应严厉打击买卖人体器官的中间人和犯罪集团。人体器官买卖的根源是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并非治本之策。

Abstract：

The law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Korea contains almost all items about organ transplants.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ree questions:the brain death,the agreement of organ donation,and the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 on human organ s trade.It sheds light to the organ transplanting legislation of China:Firstly,we don t have to adopt the criterion of brain death in our legislation.Secondly,the organ donor s effective agreement is the core condition of picking living-organs.Thirdly,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器官移植的人身权问题研究

器官移植作为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器官移植尚需法律保障.器官于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器官移植对传统伦理道德和法律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涉及人身权方面的问题.对器官移植与人身权关系问题的探究,既可以解决器官移植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充分尊重人格尊严,促进器官移植法的制定和完善,实现现代民法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之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本文认真分析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之必要性与可行性,深入探讨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人民健康第一原则、效用与公平原则、规范程序与便于操作原则、违法必究原则。进而对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相关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以“公益”为名再论当事人适格理论

从历史角度看,公益诉讼制度一直是多数国家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此也投入了巨大热情,但在司法实践方面,却仍困难重重,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与公益诉讼理念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应扩张当事人适格理论,建立以检察机关和公民为主要原告的公益诉讼模式。     

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律移植

阐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移植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背景,分析这一特殊时期日本法律移植的内容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进行法律移植的启示。     

论惩罚性赔偿——经济法具体责任研究

经济法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应当具有其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就是经济法的一种具体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已广泛适用,而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了双倍赔偿原则,其在实际运用中却往往不尽人意.本文通过比较英美法律和我国法律的规定,比较传统民法责任与经济法责任,探讨惩罚性赔偿的本质属性,指出我国并未出台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尽快引入.     

案例教学法与我国法学教学法之变革

源自英美法系的案例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同时,苏格拉底式授课方式提高了学生的角色意识和实践能力.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并不能简单照搬案例教学法.因其背离了大陆法系对法律知识体系化的要求,故案例教学法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往往处于辅助地位.但是,其价值仍不容低估.中国也存在引进案例教学法的一些条件:判例制度的建立拓展了案例教学法的生存空间;英美法教育需要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也能弥补我国法学教育实践环节的缺陷.     

从宪法视野谈非法买卖人体器官

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权问题便被置于核心地位,与之紧密相关的人体器官研究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而随之出现的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不仅违背了人类道德,也不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文章旨在从宪法视野解读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从人类伦理发展与法制冲击的矛盾之间为人体器官移植、捐赠作出分析。人体器官移植、捐赠制度的完善必将促进人类社会医疗的进步,而在保护人权、体现人格尊严基础上的制度构建也会实现宪法精神的普及。     

苏区人权立法对"第二代人权"的实践

自20世纪10年代末"第二代人权"获国际认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国人在人权斗争过程中较早地摄取了"第二代人权"的理念,并努力将其转化为法定权利,使中国的人权运动与人权理论获得迅速发展,而由中共领导的苏区人权立法是当时中国摄取和实践"第二代人权"理念的最高成就.     

对"换脸手术"的法律思考

自从法国人率先进行了全球首例"换脸手术"以后,换脸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面对医学上的突破,各界纷纷从各自的角度进行讨论,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换脸手术"对于法学界来说确实是超前沿的问题,所以对此话题讨论较少。但是"换脸手术"的实施面临着许多规范性问题,法学的关注是不可或缺的。拟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对"换脸手术"先进行价值定位,再进行法律定性和法律释疑,而后做了一些立法思考。     

我国法律移植的困惑

法律移植的终极目标就是把移植的法律本国化,使其成为本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为本国法律体系带来生机和活力.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确有很大难度.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导致了移植的手段、内容和方法的不同.所以,在法律移植这一领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适合别国的,未必适合本国,只有根据自己的国情,理性移植,谨慎对待.经验表明,盲目行事必定失败.所以理清我国法律移植存在的困惑,是法律移植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     

“生态环境”宪法概念解析

“生态”与“环境”源于不同学科，所指大同小异，且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宪法中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独创概念，在科学界曾引起广泛争议。因其具有多义性，容易引起误解，并非理想的法律概念；但有其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宪法角度的正确处理是接受事实、辩证分析，结合现代环境观念和既有法律事实作出最广义的宽泛解释，为下位法中的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而不必强求与法律概念的齐整对应。环境宪法解读应跳出文本局限，更加开放、务实。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