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有许多制约因素,难免会出现误读现象。因此文化误读成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从误读理论和接受美学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理论基础,然后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成因及表现,再后分析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最后指出应慎重对待误读以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     

文化"误读":一只看不见的手--试论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文化"误读"是主体文化对异域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而翻译活动是最直接的文化交流,因此其各个环节就不可避免地受文化"误读"的影响和制约.本文着重从三个不同侧面分析了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文化"误读"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文化"误读"导致翻译的"误译";文化"误读"影响翻译策略.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文化"误读"对翻译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在一定文化制约下的译者应以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尽量减少文化的"误读".     

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文学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但是,在批评界,阐释、误读与错译三者有时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阐释学观点认为,对作品的理解总是以理解者——包括作者、译者、读者——的视野为前提.《红楼梦》译文中几个具体例证显示,作者、译者、读者三个主体因素在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过程中均起相应的主体作用.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在读者眼里可能是错译,也可能是误读——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不同于自己理解的就是误读.这些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     

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中的弗洛伊德元素

弗洛伊德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中是一位重要的"前驱",布鲁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借鉴了很多主体心理层面的观点,如焦虑、防御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误读理论体系.随着布鲁姆理论的成熟和独立,他开始将弗洛伊德及其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来阐释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并运用误读理论将其作为个案分析弗洛伊德与莎士比亚的误读关系.对布鲁姆误读理论中这些弗洛伊德元素的分析可以对他们之间的误读关系作出一个梳理和理论的阐释.     

“操纵”何为——反思国内译学界对操纵理论解读中的盲区

国内译学界对操纵学派理论在局部存在着某种片面化甚至机械化等令人忧虑的误读倾向,它忽略了该理论本身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严肃而深刻的探讨,也导致部分具体研究根据某种既成理论套路对史实加以主观裁剪,忽略甚至扭曲了世界或中国自身文学史与翻译史中诸多关于译者反抗和颠覆操纵的鲜活事例,从而失去进一步探索译作复杂的生成机制的可能。本文以一篇具有一定误读代表性的翻译史研究文章为引,深入文学与翻译史内部,探讨一种机械的误读是怎么产生的;从此延伸开去,本文进而走向操纵学派理论本身,在反观国内可能存在的接受偏差的同时,通过理论文本的精读考察操纵理论的全貌,以期对历史与理论形成一种更深刻的探寻。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与《红高粱家族》的翻译及文化误读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了九部莫言的小说,其中《红高粱家族》是葛浩文翻译的第一部莫言小说,也是在英语世界最广为接受的莫言小说.在此探讨了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使用的翻译手法,以及对某些文化信息词的误读.     

从多维视角解读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文化鸿沟不断加深,西方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意无意地曲解中国。这些曲解和误读萌芽于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历史记忆、大众媒介和现实利益的作用,在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升华",甚至一度主导了关于中国形象的国际舆论。这些误解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积极应对,以澄清或减少西方的误读。发展硬实力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基础,加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是破除西方误读的基本前提,审视和清理西方话语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任务,提高对外传播能力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途径。     

谈如何避免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翻译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促进全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外国文化不断涌入国内,冲击着国内各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少数民族文化翻译逐渐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在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依然存在很多文化误读的问题,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为此,针对如何避免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文化误读进行简要分析,以期给相关研究翻译人员改进翻译工作提供一些有益启示,以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质量。     

井上红梅误读《孔乙己》的现象分析——兼论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早译为日文的鲁迅作品,日本多位知名译者皆曾翻译过这部小说。文章选取井上红梅的译本,将其与原著详细核对,发现井上多处误读原著,导致译本出现误译漏译等问题。文章以井上译本为例,通过分析这些误读现象,探讨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译者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翻译尺度的掌控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地传达出作品的风格与意义,又不能过度诠释,将译者自己意志强加读者,只有把握好翻译的尺度,才能避免失误,保证翻译质量。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现象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近代中西交流的直接途径。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接受的特殊性,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本质上就已具备了产生误读的基本条件。误读主要表现在译者引进和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外国文学题材、文类和作品,译作中的译名、称谓和主题被赋予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特定读者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的理解;译作中出现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译、漏译、编译和转译等现象。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虽然反映出译者在翻译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但翻译活动本身及译者和读者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故的有意误读"——李贺诗歌美学的一大亮点

典故的"有意误读"是李贺诗歌美学的一大亮点.由于有意误读,典故原义与语境义之间便构成对话与冲突,从而在诗句中形成语义裂隙,诗意变得隐秘而复杂."任公子骑白驴"、"虞卿"、"千金买骨"、"魏明帝青龙九年"作为个案,对李贺诗歌的典故误读现象进行详细解析,以期窥见李贺的隐秘文心,彰显李贺诗歌的独特审美风貌.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文本的误读与意义的创生——谈谈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概念

误读,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傅伟勋看来,误读是理解的创造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是使传统理论不至于凝滞并保持鲜活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但"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不能等同于误解,也不能等同于曲解,它并不是一种违背文本含义和作者本意的解读方式,它只是"说出作者应说而未说者".理解作者,必须超越作者,是"误读"方法的要义,也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要义.     

跨文化语境中文化误读的镜像认知

误读在文化交流中无法规避,现代解释学和接受关学构成了其哲学基础。从文化指涉来看,误读主要呈现出接受性、排他性与模式性三种话语图式。接受性误读是出于接受方本身需求的理解阐释与意义重建,排他性误读指涉了文化中心主义意识背后的排外心理,而模式性误读则是基于不同文化模子的“接受屏幕”的差异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折射。文化误读的积极作用与消极意义并存,对之我们必须保持充分的理性自觉。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再阐释

"误读"是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著名的解构性阅读理论,与传统的"误读"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文章阐述了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指出"影响即误读"理论是在德里达与弗洛伊德影响下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解读策略,旨在改变读者被动的接受地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读文本,以更好地实现文学价值.     

试论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在札记《在中国屏风上》中,毛姆对中国文化有许多误读,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大多由于文化的隔膜所致.毛姆是以冷静、客观、求实的态度观察中国,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力图实现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毛姆的这种态度与胸怀,也是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与沟通中大力提倡的.     

埃兹拉·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之根源探究

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孔子、儒家思想是其翻译和创作的重要源泉,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然而,在如今后理论时代,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标签下,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的误读和挪用饱受诟病。本文旨在寻找庞德对孔子及儒家文化误读与挪用的两方阵营之外的一条客观评价之路,探究他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的根源,并通过东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来揭示庞德是抵制西方“两希”文明的哲学思潮而转向从东方尤其是孔儒经典中寻找济世良方。     

“误读”之辨误

"误读"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泛使用的批评术语,常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错误解读"而致误用和滥用。事实上,当代批评理论中的"误读"说是20世纪西方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解构主义等文论流派逐步发展的产物,其要义恰是以颠覆传统的正/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出发点,否定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鼓励文本的多义阐释。"误读"说的理论价值不在于解构主义者"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武断教义,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启示,表明了一切阅读都具有误读性,一切既有的、哪怕是权威的批评成果都是非完美的、可质疑的;批评因此将不再是一种妄图直达意义和真理之"彼岸"乌托邦式追求,而是一种执着于"此在"的严肃而无止境的人生探索。     

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下的解释学视角对翻译过程进行阐释性地剖析与观照,并对其间的误读、复译和“忠实”标准等翻译现象加以理性化的认识与接受,不失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深远的研究空间和实践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

比较文学中的误读是两种文化接触时不可避免的产物。误读既表现为单一的接受过程中接受者对异质文化的"自以为是"的解读,还可以表现为接受者对异质文化的不准确理解甚至误解。造成误读的原因是过分强化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征,即泛学科、泛文化和文化化等。文化的多元与冲突是误读形成的内在因素,跨文化研究是误读的外在条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