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贰臣士人"两截人"的处境心态

两截人是清初贰臣处境与心态的典型写照。他们在明朝的前半截人生,大多具有较为完美的自我人格,持有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改节仕清,对他们固有的道德观念是较大的挑战,他们因此而以改节为分界,形成了完美前半截与失节后半截的双重自我。部分贰臣试图抛弃原有的自我而开始新朝的人生,也有少部分一度失节的贰臣执著于挽留过去的自我。所以,入清以后,他们普遍在双重自我之间挣扎而无所依归,面对着自我评价大幅度降低,人格前后割裂的痛苦处境。     

论“贰臣”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诏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所谓“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季,兼仕两朝的大臣。乾隆认为,在明朝已登仕途又在清朝做官的人,明史里不能为他们列传,把他们和一般汉臣同样载入清史列传里,“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①。所以,他决定“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②。谕旨最后说,让国史馆总裁“查考姓名事实,逐一类推,编列成传,陆续进呈,候     

清醒的痛苦——贰臣吴梅村仕清政治心态剖析

吴梅村是明清交替时期贰臣士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明朝灭亡,在沉重的现实压力下,吴梅村选择了出仕清朝,成为被人谴责的贰臣。仕清后,他内心处于一种清醒的痛苦中,用后半生进行着深深的忏悔,这真切地反映了变革时期士人进行政治抉择前后复杂的内心世界。     

评孔孟之仕文化观

孔孟的仕文化观,表现在对求让的态度方面,充满了对治世能力的自信;其求仕的目的在于对其所尊之“道”进行体认与践履,表现了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匡时救世与理想人格的和谐统一。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人的。心态,而且对当今社会的官德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迪。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以“明遗民”为视角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梁末入北文人的忏悔思想

南朝梁末文人因国家变乱而大量逃入北朝入仕。面对旧国灭亡不能救,反而屈膝侍奉新主人的尴尬局面,身为贰臣的大批梁末入北文人忏悔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之中。深入分析庾信、颜之推、沈炯等一批入北文人的忏悔情结和心路历程,以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有其代表性。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     

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贰臣"。这些贰臣无论位高权重,还是沉居下僚,都不同程度地对清廷怀有疏离的心态。造成清初贰臣这种心态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清初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二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三是清初贰臣的政治际遇。清初贰臣的这种疏离心态以南方贰臣为代表。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浅谈领导干部的人格建树

人格，即人的品格修养，是指一定的社会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动中的体现，是一个人在一系列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和倾向。人格不单纯表现为品德，其内涵是性格、道德、智慧、意志、行为的统一，是发现、捍卫和创造真善美的能力，是一个人的无形财富和无形勋章。全部社会进化的过程和结果。在本质上都体现于人格的优化。     

陈之遴其人其诗

陈之遴是清初很有特色的一位诗人,因其贰臣身份,他的诗作在后世流传不广,诗名也不为后人所知.陈之遴就其诗歌风格而言,与吴伟业相近,其成就较高的作品以他在辽东谪居期间创作的诗歌为主.陈之遴诗歌内容上主要表现谪居后复杂的思想感情及塞外的风俗景物;艺术上以强烈的抒情性、擅长用比兴手法为特色.     

行政人格研究的方法论瓶颈及其突破方向

通过对行政人格相关文献的考察,发现行政人格研究在方法论上出现了瓶颈,表现为研究缺乏一定的逻辑规范和整体框架,重视单向度的静态研究,轻视多维度的动态分析,以及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要打破行政人格研究方法论上的瓶颈,可以从培育原创精神和能力,倡导整合视野下的多元化研究模式,加强对行政人格方法论的研究等方面入手.     

遗民与贰臣：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择——以明清之际为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即以王朝认同为理由决定不仕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隐逸之士。遗民作为符号,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内涵。一般的改朝换代只是朝廷变姓易主,衣冠礼乐还是照旧,从士大夫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感觉不到多大变化。而像赵宋亡于蒙元,朱明为满清取代,异族入主中原,情况就不同了。是文明、文化之亡,也就是顾炎武所谓的“亡天下”,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由此面临存亡的危机。本文以明清易代之际为例,从遗民与文化守护之责、清初士大夫群体的分化、贰臣所处的舆论环境三方面,分析身处其间的士大夫所做出的生存策略或文化认同的抉择。     

陶渊明人格论

陶渊明的诗品和人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羡慕。他的诗,可以说是他的人格的焕发;而他的人格,则又是一首蕴含深刻的感人的诗。梁萧统指出: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为此乎?”(《陶渊明集·序》)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对陶渊明真实人格所作出的公正评价。尔后,宋代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清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

贰臣,因违背封建社会标榜的忠义之道而备受清初社会舆论谴责,对该社会群体的文化功能研究往往因其政治行为而被忽略.本文拟探讨贰臣在清初吏学史上的作为,并分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初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所显现出的社会文化功能.     

人生旨趣与文学艺术的和谐统一——试论陶渊明田园模式的建构

在思想的终极意义上依存于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在人格意义上崇尚上古之人的古朴真纯,在人生价值追求上受家族先人演变的影响,在人生实践上由仕而隐,投身于自然,实践于田园,诸多方面的巧妙融合构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模式.陶渊明以其人生田园模式的建构,为后世翻造出一块崭新的艺术天地.     

南明阁臣王铎“贰臣”命运源释

在明清易代之际,身为南明弘光政权内阁大学士、位居次辅的王铎,因率众归降于清朝而成为后世数百年来人们讥议不已的贰臣。王铎之最终成为"贰臣",既与其坦荡简易、不设城府的个性、久耽于文学艺术而注重现实感受、疏于政治理性的思维倾向有着直接关系,更与其在晚明腐败政治环境中日益感到人生追求和政治信仰迷茫有着紧密联系,而清初政治上压制和利用明遗臣的特殊需要则最终将他作为牺牲品而置于"贰臣"境地。     

论名士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名士 ,一开始就凭藉着担任“道”的义务和精神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数千年历史看 ,名士的本质区别不在于仕与不仕 ,而是要具体察观其气节操守之是否。身仕者当以国家社稷为重 ,廉洁奉公 ,躬身行善 ,泽加于民 ;不仕者亦能独善其身 ,志行高洁 ,穷不失义 ,修身见世。用孟子的话来概括 :“士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这是名士的大节 ,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人格的尊严。因为名士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这种理想主义的本质是针对社会的正义与进步而言。这是名士历来受到人们尊重的主要原因。     

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论厉鹗的人格特征及对其诗词风格论的影响

厉鹗是清诗浙派、浙西词派的中坚与巨匠,他身处"康乾盛世",却"不谐于俗",别具"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的人格个性.这主要表现于他独善其身、自甘恬淡的人格理想,厌弃尘世、渴求解脱的隐逸心态,以及宦情淡薄、绝意仕进而向往自然、寄情山水的惯常行为.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一方面与其身世及个人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他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密不可分.缘于其独特的人格个性,厉鹗提出以"清"为审美典范的诗词风格论,并集人品、诗品、词品于一身,创作了大量清雅幽隽、空灵淡远的诗词作品而饮誉后世.     

悖论中的契合——孙犁人格中的组合性向度和限度

孙犁的文化人格具有悖论式的特点,即:真挚却不放恣、孤僻却不孤傲、淡泊却不遁世,表现为“真——慎,独——合,出——入”的三对向度,这三对向度均是中国人人格结构“大七”模型的具体体现,其中每一极又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文学是作家人格的投射,所以孙犁文化人格的这种独特性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孙犁文化人格中的这些悖论式组合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又使他能够适度协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的双重标准,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现实的功用价值和形而上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