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守益的良知观辨析

一般以为邹守益反对良知现成论,而事实是,邹守益对持良知现成论的王畿极为推崇,而且在良知是否现成这个问题上极力维护王畿的观点,其论证方式也与王畿极为相似,这源于其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正确理解与坚持。     

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

王畿在中晚明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畿在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的同时,又在“良知”的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从而为中晚明文学思潮弘扬主体意识、张扬个性精神和倡导自然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随着王畿讲学活动时空的拓展,其“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波及唐宋派、公安派诸多流派及个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畿在对阳明心学“多所发明”的同时,“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意之善恶何去何从──从一个侧面看王畿对阳明的发展与偏离

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竭力调和王畿与钱德洪的分歧,结果如何呢？文章分析王畿从善恶之意至寂感之意的转换,说明了王畿对王阳明的继承和偏离．善恶之意接受了王阳明的调和,但王畿又提出寂感之意,并最终将前者消融于后者,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论牟宗三先生评王畿

牟宗三先生对王畿哲学体系有细腻的分疏,重点剖析了他的“四无”说、先天正心之学和后天诚意之学,极有价值。本文对其中几处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至于对王畿在王学分化中定位的评述,牟氏纠正了黄宗羲有关判断的失误。     

论王畿工夫论的三个层次

文章以大量的事实,对以为王畿哲学无工夫论的传统思想提出异议。并认为王畿的工夫论分三个层次,即百姓致知工夫、贤人致知工夫、圣人致知工夫。百姓以知识为基础,从有上立根,时时寡欲,从有以归于无。贤人从德性之知入手,保任良知。圣人仍需工夫,但却是无欲工夫,是无工夫中真工夫。     

儒家价值信念的彰显——论王畿哲学对老庄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思想已成融合之势,释、道二学日益渗透于正统儒家思想中。王畿作为心学派王守仁的得意门生,其思想颇受老庄影响,特别是在本体论架构中,即关于对“道”的虚无性、自然性的继承和主体性思路的延伸方面流露出明显的道家痕迹。与此同时,王畿对老庄思想中不合儒家价值信念的地方予以了批判和改造,体现在功夫论中“自信良知”学说与老庄“绝圣弃智”观点的分道扬镳,及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态度和人生理想。     

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

商代行政区划包括了王畿和封国两个层次,历史发展到商代后期,王畿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从卜辞和文献得知,兹邑、大邑商、天邑商和商邑处于王畿的核心地带,中商和商的第一种用法则指商的王畿地区.王畿内的行政区划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郊野,甲骨文中称为鄙(廪)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这些区划中,邑又是最基本的区划单位.     

王守仁心学的极端化发展及其主要理学观点

王学是明中后期思想界的主流 ,其后学呈现出向两个方向分化的发展倾向。其中 ,王畿、聂豹、罗洪先及泰州学派注重王学向内心、静修方面的用力 ,偏重顿悟 ,代表了王派心学的极端化发展倾向     

加缪文论思想初探

加缪文论思想的精华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提出文学是“形象化的哲学”和荒诞创作理论．强调文学与哲学的相通性,主张以文学形象表达哲学思想,同时反对在文学中标签化地表述哲理内涵,破坏荒诞创作的艺术平衡;二是提出“反抗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指出艺术的源泉和本质在于反抗．主张拒绝现实、否定现实但不逃避现实．反对寓言文学、“宣传的艺术”和文学创作中的逃逸派、技巧派,呼吁艺术家履行自己反抗黑暗现实的正义者职责。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刘勰为什么肯定“般若绝境”

刘勰所用之“般若”虽来自印度佛教逻辑,但从《文心雕龙》篇章中内容上看,却与佛教没多大关系。刘勰是从其哲学本体上肯定般若学在对待“有”、“无”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的。刘勰的哲学受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无”是哲学之本体,但亦不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王弼主张以有训无、举本统末,与王衍、何晏为首的贵无派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和以裴■、郭象为首的崇有派完全否认“无”的本体意义的观点都不同。而般若学所谓六家七宗等各派,虽观点有分歧,但在对本末有无问题上却基本一致,他们都不像何晏与裴■那样偏执一端,完全否认“有”或完全否认“无”,而是如王弼那样,既肯定“无”为根本,也不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这正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刘勰的总的哲学观点,所以他才肯定“般若之绝境”,而不是团于宗教门户之见。     

论王弼之"无"的美学意蕴

王弼哲学的本体是"无"."无"对中国美学的一个基本意义在于,从思想上使人的觉醒成为可能,由此,又使文的觉醒成为可能.意境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意境具有超越性,即从"实"入"虚"、从"有"入"无"、从有限入无限的超越.这种超越性也是王弼之"无"所具有的,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体无"是王弼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无"之"体"对审美之"体"具有内在的影响.     

王艮与王阳明良知思想对比

王艮的良知思想继承了王阳明良知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在很多方面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增添了良知思想的平民化特色。这种良知思想经过泰州学派的发展,对明末的人性解放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船山“双主体”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王船山教育哲学中的"双主体"思想,是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观察、体验、总结,最终对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作出的深刻探究.王船山教育思想中的"双主体"思想,既涵盖了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的客体,学生是学的主体、教的客体的基本思想,又涵盖了在教学过程中"双主体"相对主客互动与辩证统一的思想.王船山在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双主体"思想对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王安石新学哲学的创立

王安石新学的建立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从王安石对太极、道、天名异而实同的规定、道的特性界定可以体认出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太极、道、天→阴、阳、冲气→五行→人物的模式;其次,王安石从天道下行人道、从人的性命安顿体认出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在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子人性善恶之辩缺失分析之后,提出与礼乐结合并当于理的情之发动;再次,王安石提出新故相除说,不仅明确万物运动变化的趋势,亦是其变法的理论支撑。王安石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为理体学的开创起着推动的作用,其《三经新义》亦开出转训诂之学为义理之学的先风。     

王植“太虚”三层说对张载本体论的诠释

王植《正蒙初义》对张载“太虚”概念作了三层区分,并以此三层涵义融贯《正蒙》的本体诠释。王植的“太虚”三层说,第一层涵义是以“太虚”为超越的本体,第二层涵义是指气化流行过程的气化之道,第三层涵义是万物毁坏后消散为气。王植的“太虚”三层说,对于调和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太虚”定性问题的争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我们深入理解张载的本体论具有重要价值。     

王芗斋休闲哲学思想初探

意拳是一种独特的运动形式,它在不动或微动中修养身心使之和谐。作为意拳的创始人,王芗斋指出了拳道之真义在于本能自然力之修炼,从而否定了拳套的训练方式。王芗斋把拳道提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拳道与人生意义的内在关联。王芗斋对人类休闲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锻炼和休息统一起来,把意拳发展为一种人们非常喜爱的积极休闲方式。这种休闲锻炼方式所到达的自我和谐的境界是审美的,是通过天人合一的途径实现的。     

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哲学中的两个重要命题."息末"与"崇末"看似矛盾,但"崇本息末"的"末"与"崇本举末"的"末"所代表的对象不同,这两个命题不但不矛盾,而且"崇本息末"思想涵盖了"崇本举末"思想.当然,在政治思想上,王弼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统治者采取有益于社会的有为措施,这与"崇本"思想中的尊崇"无"、"无为"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