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理念下的行政立法规制

行政立法是行政权扩张的产物,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然而立法实践中,立法冲突、立法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我们对这一权力运行机制的警惕.正义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一种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一直是人类社会自我完善的道义力量,而行政立法的特点和现状呼唤程序正义理念.以程序正义理念作支撑,搭建一个民主、理性的行政立法法治框架是本文立论的基础,并以此提出:在行政立法的启动阶段应赋予公众行政立法动议权;在行政立法的制定阶段应完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机制;在行政立法的完成阶段应引入有限司法审查机制等构想.     

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目前,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诉讼法学界论述的较多。而且,由于我国素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许多法学家试图矫正这一传统,对程序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实质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也是法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程序与实体谁先产生,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谁为手段谁为目的,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五个层面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进行了法理思考。     

政治正义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要求

政治正义是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和行使以及它所提供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根本性追问。政治正义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司法正义向宪政正义再向行政正义的演变,体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交替发展。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政治正义的具体内容和推进步骤。     

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试论合同解除

本文作者通过考察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在分析德国新立法动向的基础上,对两大法系中合同解除制度的构成作分类比较。尔后对合同解约权的行使条件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讨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最后作者在小结该制度的基础上对某些问题及发展动向提出了一些见解。     

试论改善我国规制质量

在世界范围内,对规制改革问题的前沿研究已从放松经济性规制、局部领域内加强规制的规制改革进入到如何从总体上改善规制质量实现有效规制的新阶段。要获得良好的规制结果需要对规制体制进行高质量设计、实施和评估。创建高质量的规制制度,建立规制质量评估机制,进行合理的规制治理,增进规制效率,实现有效规制,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经济绩效和福利水平。     

法律确立与制度回应: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规制

法制化已成为社区管理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和特征,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规制体系不够完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城市社区执法体制不顺,社区管理监督不力.以《居委会组织法》为核心的社区管理法律架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多元主体和多元利益存在的社区管理,城市社区管理法律规制应做出积极的制度回应,完善社区自治的法律制度,以法律形式确认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确立政府与社区组织的法律关系.     

浅论合同解除

合同解除是<合同法>的重要内容,贯穿<合同法>的整个过程,正确理解其含义及其特性,对于规范法律行为、指导司法实践等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计算机犯罪的刑法规制缺陷及理论回应

计算机犯罪是新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制存在犯罪客体错位、侵入的“领域”狭小、单位犯罪主体缺失、主观罪过形式单一、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犯罪构成缺陷,以及刑事处罚种类较少、刑事罪名不完备、网络空间管辖冲突和其他有关刑法理论问题,有必要在刑法上健全计算机犯罪构成和法定刑,增设计算机犯罪新罪名,确立网络空间刑事管辖权,新型刑法理论,完善计算机犯罪的立法模式。     

规制与放松规制--西方四国放松规制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规制产生的原因、政府规制的主要方法、政府规制的分类以及几种主要的政府规制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府规制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指出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四国的放松规制主要表现为压缩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运动,以试图揭示放松规制的主要动力及其关键因素等.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教育纠偏行动中的宪法价值选择空间——以Gratz案和Grutter案为例

在以实现生源多样化为目标的教育纠偏行动中,种族因素只能作为决定是否录取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附加因素,并且必须对申请人进行个别化的考虑,否则就会沦为种族归类与反向歧视;在格拉特案中,多数法官选择的是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而在格拉茨案中,多数法官选择的是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高于、优先于一切形式的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程序正义是美国宪法文本的灵魂.捍卫宪法文本的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是法官进行宪法价值选择与追求和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构建刑事见证人制度探讨

刑事见证人能对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体现程序正义,同时也能促进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进一步保障实体公正。在借鉴国内外有关刑事见证人制度的基础上,评析我国刑事见证人的现状,明确刑事见证人的法律地位、完善刑事见证人资格制度、建立专职刑事见证人制度和强制见证制度等,以改变刑事见证人作用不充分,从而构建一个合理的刑事见证人制度。     

试论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规制

中国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从实践看,地方政府控制了城镇规划和决策的权力,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土地开发过程中与企业形成合谋关系,普通民众则难以参与城镇化发展,这诱发了民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代规制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在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均衡的规制结构。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亟须扭转目前地方政府、企业、民众之间规制力量失衡的状态。     

论中国行政规划的程序规制

在现代法治国家,由于行政规划在行政管理领域发挥着独特作用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然而,目前中国大量的行政规划缺少法律的有效规制,造成实践中行政规划的任意、混乱局面,致使行政规划的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甚至由于行政权力的滥用给公共利益和相对人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创制相对完善的法律以规范行政规划程序,实现规划行为的公正与效率价值,成为当前行政规划研究的热点问题.     

浅析保险合同解除

保险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商事合同,其合同解除制度较之一般的合同解除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然而立法对其多作概括性规定,导致理论和实践中对诸如保险合同解除的概念界定、解除条件的合理性、合同解除的溯及力等问题争议纷纭。本文力图对上述争议问题作一阐释,并期待能对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地方政府规制与规制外部性

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规制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无效或被规制者的影响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转移。它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与市场外部性比较,规制外部性可能影响配置、稳定、分配和增长。它的存在对政府干预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外部性治理问题上,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规制外部性的大小。     

规制俘获与规制权力分离理论述评

政府规制的本意是消除市场失灵,保护公共利益.但由于规制机构本身存在的利益驱动,他们完全有可能被产业俘获.为了防止俘获,政府机构设置具有规制权力分离的性质,这种设置被作为防止俘获与合谋的机制.本文总结了近二十年来在新规制经济学框架中发展起来的规制俘获理论以及防止俘获的规制分离理论,并提供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成果.     

试论刑事诉讼效率

当代社会,犯罪率日益呈上升趋势,除了司法公正目标以外,刑事诉讼的效率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制度共同追求的另一重要价值目标。追求诉讼效率与追求程序正义并不矛盾,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启用和设置上必须从成本和收益上予以经济地权衡,才能实现刑事诉讼预期的目标。     

合同解除探微

我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具有特色,单务合同应为解除的对象。对于当事人双方变更或排除我国合同法第94条的约定,应当依据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考量个案案情,综合多项因素进行判断,然后得出结论,更为现实,更为允当。解除权行使的方式可有诉讼上和诉讼外两种。解除权的行使未采诉讼方式,但纠纷案件由裁判机构处理的场合,合同解除效力照样发生,且自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处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