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的法治根基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法治,法治的发展进程与对法治的精神或根基的理解有关。在人类步入法制社会以来,有关法治的精神或根基有两种基本观念,即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以义务权利(或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从两种观念的存在基础及基本观点看,以义务权利(或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不仅符合现今法的精神的演变趋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转变以权利为中心的法律观念。     

中国法治建设的大众化进路及其推进方式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存在着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分歧.法治作为一种综合性社会治理机制,虽然不能缺少社会精英的参与、引导和推动,但在本质上和整体取向上应当是平民主义的.因此,中国法治要走一条大众化的发展进路,建设充满人文关怀的沟通型法治.法治的大众化进路在肯定精英作用的同时,倡导把法治的价值定位与发展路线从精英统治回归到大众生活,立足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走一条群众发展之路.而要让群众走近并走进法治,普法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启蒙、引导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用现代法治的话语来解释普法,实现普法的出发点、目标、方法和内容等方面的革旧鼎新.     

论行政法治主义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命题是行政法学界讨论持续时间最长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当从一个更为基础的层面研究这一问题,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政府法治论(行政法治主义);并且从行政法治主义作为出发点构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之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嬗变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逐步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从纯粹把法治作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法制工具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倒逼式工作到被确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式建设;从法治社会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关键;发展民主,夯实法治的基础。     

“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的主流思想经历了由革命向改革的转变,近十年又有向法律思维转变的倾向。在这种思维的框架内,法学、法理学研究也开始逐步走向细化,研究重点逐步从法律转移到了法治,而后又开始关注司法运作。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义务本位被权利本位所取代,现在社会本位大有后来居上的动向。就法治本身来说,管理意义上的法治倍受诟病,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已逐步被学人接受。法律人越来越意识到,司法克制主义是我们应该信守的意识形态;而对司法能动主义则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法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法学的中国化以及流派化似乎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论行政解释中的克制主义

克制主义本作为司法语境下法律解释中涉及到的新颖概念、分析工具和法律态度,旨在以此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针对我国目前行政解释中存在的随意而混乱的现象,有必要对行政解释作扩大理解,并引入克制主义的法律立场来指导行政解释,进而有益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法律与政府: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本文主要从法律与政府的关系的角度,深深植根于经济基础,反思了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的法制现代化的历程。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１）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８年）,这个时期,法律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没有能形成对政府的有效的制约;（２）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制国家（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６年）,这个时期,法律得以重建,但并没有超出工具主义的范畴,并且,只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才逐步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提出建立法制国家,政府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３）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１９９６年以后）,这个时期,确立的是法的统治,政府是法治下的政府,并且,论述了法治下的政府所应具有的特点     

宣示法治:文本、立场与实践

法治作为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找寻到的最优的治国理政方式。选择法治,就意味着主张规则之治、法律主治、良法之治,并认可法治是善治的价值符号。中国在迈向法治的道路上,经历了分歧、确认、追仿、彷徨等不同阶段,法治建设的徘徊反复归因于法治主义立场的摇摆模糊。法治评估是法治实践的最新形态,简约而坚定的法治主义立场是法治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的桥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法治理论的践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探索发展和重要启示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开展法治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开展法治实践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法制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的初步展开与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法制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后从法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党对法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展开.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历史,可以得出四方面重要启示:走法治道路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走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这四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逐层递进的关系,是以党的性质、宗旨为主体要素,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结合中国国情特点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必须一体贯彻、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的.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路径思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的今天,我们的法治研究应该从立法重心转向在充分尊重中国法制文化传统背景下,研究通过怎样的立法技术把法制宣传及执法活动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反馈到立法环节,及时对现行法进行解释、填补漏洞、利益平衡来实现法制与现实生活的高度统一、协调,实现法冶的良性发展和循环.通过法治研究路径的转变,实现“书本上的法”向“行动中的法”转变.     

走向法治文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我们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又从法制到法治的不懈追求,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使我们的治国方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国法治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对法治形式的简单追求之上,而是在推进法治的历史进程中,将法治文明作为我们三十年来法治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从而使这一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法治建设目标成为了我们法治国家状态所体现的文明,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并成为我们制度文明建设的追求目标,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及其贡献——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渊源

法律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路的法律理论.它既将法律视为历史的衍生物,又将法律视为实现社会福利的工具.法律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主张一种司法能动主义,对美国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法治实践以立法为中心转为司法为中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受法治约束的司法能动主义.     

论法治政府的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确定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意味着我国政府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这标志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理论变迁及中国实践

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一直是西方经济学讨论的焦点,两者一直并存于市场经济中,两者的关系不是静态不变的,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不管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为前提条件,政府干预的多少是与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负相关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到了攻坚期,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暴露了许多问题,只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法治政府,完善市场机制,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民主政治宪法特征论要——对法治实践问题的宪政理论反思

民主政治是当代法治主义国家立国治政的根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赖以有效实践的可操作性宪法特征是什么?民主政治与宪政、法治及法制之间的实在法理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为探求我国法治化实践的内在逻辑,本文着力研究并求证了民主政治有效实践的宪法性法理基本特征,并慎审、关联地考察了民主政治与宪政、宪法、法治与法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法理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法治话语之演进

自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上先后出现了六种法治话语.1949年前后,号召树立革命的法治精神.1962年,批判美式"法治"的虚伪性.1975年,批判儒家的礼治,主张法家的法治.1980年前后,批判儒家的人治,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1999年,区别法治与法制,主张从法制到法治.2006年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六种法治话语,记载了中国政治六十年间的变迁轨迹.     

论政府在区域法治建设中的职能重构

政府主导法治建设,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特点和模式,区域法治建设同样不能摆脱这一模式。在承认政府对区域法治建设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政府功能的局限性。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建设将政府置于一种两难境地,与新公共治理理念相悖,容易导致"国家法制主义"现象的出现,忽视其他社会规范的作用。重构政府在区域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要求政府的法治化定位,实施任何行为都应当有法可依。政府还应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反映公众意见,并且意识到政府自身及国家制定法的局限,注重发挥其他社会主体和社会规范的作用。     

新多边主义时代中国国际法的使命

近年来,解决全球性化问题的全球治理进一步推进了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联合国大会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国际法治"是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提出了国际社会要解决共同面对的多种危机问题必须要倡导"新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必须注重"优先发展全球公益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时代,是推进新多边主义与改进全球治理的时代,必须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才能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多种危机问题.变革的时代给中国提供了在国际法领域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契机,也对中国国际法学界和中国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如何应对时代挑战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