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照辩证法办事”──论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在新时期的功能

“要照辩证法办事”──论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在新时期的功能余源培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就高度评价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一...     

照辩证法办事--辩证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辩证法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毛泽东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邓小平则更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重视矛盾双方的不平衡,而邓小平更注重矛盾双方的平衡.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都注意照辩证法办事,但毛泽东晚年仍坚持斗争哲学;邓小平则成功实现了由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伟大转变.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篇章,并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推进了辩证法,创造了"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照辩证法办事——辩证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辩证法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毛泽东强调矛盾的斗争性， 而邓小平则更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重视矛盾双方的不平衡，而邓小平更注重矛盾双方 的 平衡。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都注意照辩证法办事，但毛泽东晚年仍坚持斗争哲学；邓小 平则成功实现了由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伟大转变。邓小平开创了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篇章，并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推进了辩证法，创 造了“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学会按辩证法办事

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许多矛盾问题,人们要在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不受现象迷惑,不被各种偶然因素摆布,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得从现象中把握本质,从偶然中把握必然,主动地驾驭客观觇律,就得学习唯物辩证法,确立辩证的思维方法,才能防止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客观世界从外观来看琳琅满目,纷呈繁复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内在是联系和转化,构成了矛盾     

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

我竹要用焉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切忠被、坦白、积极、正道的共产党具团桔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找的任务之一.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关于重庆谈判》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去年十月,胡乔木同志发表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以后,反应热烈。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要加快步伐,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严格地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回顾过去的二十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一般说来,凡属成功的经验,都是由于我们严格地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而取得的;凡属失败的经验,则是由于我们违反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的。在过去的二十九年中,将近有一半的年头,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大大超过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建国后的头三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更是世界上罕见的。这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我们严格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又根据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等的要求,科学地制订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严格地付诸实施。这是我国当时生产力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停滞和衰退。其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当时发生了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由于苏修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对我搞背信弃义的突然袭击。但也是与我们的工作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分不开的。如果说,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我们违反经济规律的要求,多半是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那末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三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边缘”,则完全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有意识地违反经济规律造成的。林彪、“四人帮”这一伙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其毒辣的一手,就是用违反经济规律的办法,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现在,林彪反党集团早已自我爆炸,“四人帮”也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这就为我们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我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但是革命干劲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也就是说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我们邀请了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作一次笔谈。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对来稿作了一些删节。     

从“质”的辩证法到“度”的辩证法

从“质”的辩证法到“度”的辩证法叶险明在“第一个伟大发现”完成以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似乎还是一个空白。我以为，可以把对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从质的关...     

“矫枉过正”的辩证法

“矫枉过正”是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意思是纠正枉曲的东西反而超过了它合适的位置。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当时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份”了的言论,尖锐地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7页)。这样,就使这句古老的成语不再仅     

“两权分离”的辩证法

一 我国所有制改革,其宏观轨迹是,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其微观轨迹是,实行两权分离,建立新的经营机制,以增强企业的活力。这两条轨迹,绘成了我国所有制改革辩证法的壮丽图景。 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两个不同效应的范畴,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所有权是指生产资料的归属,它决定企业的性质,经营权是指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和支配,它决定企业的效益。     

从“概念辩证法”到“资本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

黑格尔通过"概念"的自我否定,揭示了辩证法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辩证法本有的批判性最终遭到了窒息.马克思通过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的"自否定"精神,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成为统治"的实质,揭示了"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共谋"关系及其自我否定的发展趋势,从而真正以"资本辩证法"实现了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扬弃.     

新闻报道要讲辩证法

新闻报道是客观事物在新闻记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新闻记者只有讲辩证法 ,才能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 ,减少盲目和失误 ,才能使新闻报道更好地完成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信息的任务。     

要善于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构成了有机联系又互为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善于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实践中企业则必须注意把握和运用好以下几个基本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信息。当今是信息社会,搞市场经济,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效益。只有掌握准确可靠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科学的决策,才能实现生产经营的高效益。凡是搞得好、发展快的企业和个人无不靠信息取得成功。为此,企业首先要增强信息意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打有准备之仗,企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才能使自己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其次要广辟信息来源,主要应从政府发布的有关文件、政策法规、各种报刊、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取。再次要进行筛选、比较、研究和利用,对搜集到的大量信息,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虚留实的加工,以把那些确有经济价值的信息适时加以研究和利用。     

“辩证法”的再启蒙——《启蒙辩证法》的辩证法观

辩证法因为推崇理性,被尼采视为对安全、保险、稳固、不变的物化世界的拼命追求,或者对背后站着个上帝的近代自由的追求,因而与传统形而上学逻辑一致。与在其他方面继承、肯定尼采不同,《启蒙辩证法》高度肯定被尼采贬斥的辩证法。但《启蒙辩证法》也在某种意义上接受尼采意味着对安全、保险、平庸的物化世界的批评,使辩证法放弃与进步原则的必然联系,更多地依靠自否定原则与和解精神来确立辩证法的积极性价值。这种辩证法观仍然是马克思、黑格尔和尼采的某种整合。     

陈云“用人之道”的辩证法

陈云的“用人之道”，强调知人善任、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取长补短、实事求是，处处洋溢着辩证法思想．第一、选拔干部的标准必须坚持“两点论”和“直点论”的统一。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里阐述的选拔干部的四条标准，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具体标准，但陈云的阐述并不停留于特殊，而是由特殊到一般，把具体的操作态升华到抽象的原则态，从而高度概括出党的一般的干部标准即“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①体现了一般与特殊，具体与抽象的和谐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     

论“调整”的辩证法

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调整”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认识调整中的辩证法,我们就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理解调整的意义,从而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平衡与不平衡 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是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要理解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需要认识平衡和     

“易传”辩证法探微

《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易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计十篇,故又称十翼。前者大约产生于西周初年;后者始于春秋中期,成于战国末年。二者的产生间隔七、八百年之久,体现在其中的哲学思想,反映着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以社会实践和日常     

“红灯照”考略

文化革命前,史学界关于“红灯照”的研究甚少。我所见不广,十七年中较为引人注意的论文,似乎只有《义和团运动中的妇女群众》及《“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两篇。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专著中涉及红灯照的也不甚多。但是,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之后,仅一九六七年四月一个月,全国几家主要报刊,就发表了有关“红灯照”的文章资料达十五篇之多。当时,随着戚本禹杜撰“红灯照”“前方杀敌,后方除奸”,     

“辩证法研究”还是“研究辩证法”?——对近年来国内有关辩证法讨论的一个质询

在国内以往的讨论中,人们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一词,辩证法似乎成为一个没有边界约束的论域,由此使得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陷入了困境。当我们明确区分"辩证法"的语词定义和实质定义,明确区分"辩证法观"和"‘辩证法’的概念",一些分歧就明朗化了,"辩证法"在一定语境条件下具有相应确切定义就会取代之前那种讨论边界约束不清的局面。参与讨论的人也都会比较明确地自觉到自己究竟从事的是"辩证法研究"还是"研究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