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政治的支持性参与模式”的构想--关于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的反思

亨廷顿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与发展、平等、稳定等存在着冲突,不可避免地陷入“恶性循环”。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却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例外,新加坡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发展、稳定、平等和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新加坡的政治参与模式可以称为“威权政治的支持性参与模式”。新加坡的经验证明,东亚国家可以超越西方民主发展模式趋同论,实现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创新。     

东亚政治转型与政治民主化的路径、特征及前景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实现经济的压缩型发展的过程中,也实现了政治的压缩型转型,即从威权政治转向民主宪政体制。但由于东亚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时空压缩,东亚民主政治还很不成熟,仍然需要根据亚太地区各国和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适应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趋势,选择适合于亚太地区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几点认识

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主政治的继承和发展。他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没有完全局限在“阶级和阶级对立”之中 ,而主要是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提出了现代化民主政治观念 ,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紧密联系起来 ,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政治文明：政治发展的体现和实现条件

政治文明的提出是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而民主政治为人实现自我权利提供了一种保障制度 ;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民主权利在社会范围内从无到有 ,从形式到实质的不断扩展。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的基点都落在了“民主”和“人”上。从这个角度上讲 ,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体现 ,并可以为政治发展提供实现的条件。     

公民参与和民主理论——自由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的比较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占主导的自由民主理论中公民参与的地位异常低微,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被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理论反复强调。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充分强调“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价值,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大众自发的、直接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当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的直接参与才能实现,对西方当代民主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我们认为,相对于自由民主政治哲学对公民参与的疑惧乃至反对,参与式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有着更强的契合性和说服力,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 ,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 ,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东亚政治实践对西方经典理论的检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公民社会在民主巩固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监督选举过程、推动政治参与、强化民主教育等方面。通过考察东亚国家的政治实践来检验西方学者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的结论可见,东亚公民社会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利于民主巩固的因素,如公民社会缺乏对民主政治制度化的影响力、公民社会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合面前无能为力、公民社会的过度动员等,很容易对民主进程造成分裂性的影响。这一结论表明,对于制度赤字的转型国家而言,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而要更为有效地巩固民主,仍需回归到国家、政府和政党来思考问题。     

反思合作民主——嫁接承认理论与激进民主的桥梁

近年来,“承认”逐渐取代“认同”,成为西方左派政治论争的一个重要斗争领域。随着批判理论的“伦理”转向,承认范式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批判和反思民主政治斗争的理论路径。承认理论如何审视民主问题、如何参与当代激进民主政治论争就成为检验承认理论能否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文章就承认理论与激进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做简要探讨。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试论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从美国立宪争论到罗尔斯的理论回应

自美国立宪时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围绕“宪政还是民主”产生争论以来,两者之间的张力即成为现代(特别是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一大主题.罗尔斯后期的宪政理论,一方面继承了“二元宪政民主”理念这个美国宪政模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了独树一帜的发展.他通过来源于政治传统的社会共识这个中介,将变动不居且具有“多数暴政”倾向的“民主”纳入到相对稳定且保障“宪法根本”的“宪政”框架之中,从而较为有效地弥合了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邓小平的民主思维框架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邓小平民主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治发展理论。邓小平的政治发展理论具有独到的思想底蕴 ,他为分析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问题所开启的“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框架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贤能民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

近年学界对贤能政治讨论比较热烈,但是基本上把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而论,且主要从干部选拔角度论之。中国政治现实更应称之为贤能民主,是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融合着公意民主和众意民主,融合着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贤能民主,就是选出优质的人并通过优质的人做出优质的决策,不只体现于“用干部”,更体现于“出主意”。用干部方面,“政绩突出”体现着“贤能”,“群众信任”则是“民主”的要求。出主意方面,“民主的决策”是“民主”的要求,“科学的决策”则体现着“贤能”。     

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

熊彼特否定了以“人民的统治”为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以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替换了“人民的统治”的民主,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转折,即从规范性的民主理论转换为实证性的民主理论。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方法、制度安排,并且分析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及其运行条件和弊端。熊彼特将竞争性选举作为中性的政治方法、政治程序,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与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是可以结合的。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对现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选举来界定民主是现当代民主理论的主流方法。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制度。而要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更加公平公正的选举制度。     

协商民主——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救治

正如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占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自由主义的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现在仍然是“正统”的民主模式。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下的政治是“为了私人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的行为”。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反思,以讨论作为主要手段．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补充和修正。将公民社会和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有活力的协商政治以推动民主价值的实现与发展。     

“两会”机制的政治哲学意涵与理论价值探析

“两会”机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这一机制的形成与实践有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意涵和丰富的理论价值:“两会”机制实现了人的多样性与人民同质性的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两会”机制验证了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的有效性,为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两会”机制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是我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生长点.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民主意蕴及其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从三个方面回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民主之问”: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乱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世界现代化中着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解决国际政治中的“民主赤字”问题;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发展成就将“民主向何处去”从所谓的“民主改造”的歧路中解放出来,“三大倡议”为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更安全的国际环境和更加多元有效的交流平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民主实践是一以贯之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探索、新发展、新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推动着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     

江泽民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卓越贡献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强调高扬社会主义民主旗帜 ,反对西方民主 ;提出把代表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结合起来的推进战略 ;提出“依法治国”方略 ;提出一系列民主建设的理论观点 ,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思想 ,把当代中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几点思考

本文在民主政治的视域里 ,审视党内民主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 ,并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 ,探索“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命题的核心内涵和重要意义。指出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前提 ,更是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核心和灵魂 ,党内民主的维持和维护是制度化的民主过程。发展党内民主是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