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务工与电商:乡村“数字化家计”的形成

在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中,乡村家庭主要体现为离散型家庭结构,并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乡村出现扎根型家庭结构,在家计上主要为就近务工或经商模式。国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小农家计的转变带来新的契机,基于电商业的数字化家计模式逐渐兴起。数字化家计主要以有丰富务工经验的返乡创业青壮年为主导,其初步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亲代奉献及各种社会强弱关系的作用。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数字化家计尚在起步阶段,农户如能够合理运用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务工经验,并且相关制度能够切实落地与嵌入得当,数字化家计将对优化家庭和村庄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     

数字经济、创新创业与生活质量研究——来自中国2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理论上,通过推动创新创业,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实证上,基于我国220个城市2011-2020年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和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也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进行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数字经济依然明显地增进民生福祉。作用路径分析显示,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数字经济积极作用于生活质量的重要机制。最后,门槛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生活质量的边际效用存在非线性递增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数字经济与生活质量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空间为手段,构建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数字治理,能够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型。数字空间的乡村治理运作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突出体现为完善村民协商自治、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构建村民集体身份认同。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重构传统乡村治理,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增能、治理方式创新和治理共同体再造。数字治理以治理信息化为基础,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但也会产生数字负担,增加治理成本。因此,数字治理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以改善村民生产和生活为目标,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迈向整体智治：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径。文章立足整体性治理视角,通过对全国多个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市、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面临一系列的梗阻问题,即在空间维度上,区域不平衡现象凸显;行动维度上,府际间责任归属模糊;主体维度上,人才匮乏与村民心理冲突叠加。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智治”,应当统筹区域数字化水平梯度推进、优化地方性社会基础分类推进,建立数字乡村建设的空间整合机制;落实以“数字县域”为推进单元、确保以“数字监管”为推进体系,形成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协调机制;内育外引“数字带头人”、开展“数字唤醒”与“数字赋能”,强化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信任与责任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激活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迈向乡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视角下广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路径。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和普惠效应可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广东省通过统筹规划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农业”的方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数字+公共服务”的方式助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建设数字乡村的过程中，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数字鸿沟”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因地制宜逻辑思维，强化数字人才支撑，推动数字资源下沉的方法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目的/意义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巨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数字普惠金融是破除传统金融排斥,促进收入较低人群享受金融服务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未来实现金融扶贫和农村居民共享数字红利的重要途径,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设计/方法将机制分析与机制验证相结合,从乡村创业角度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结论/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乡村融资约束,以推动乡村创业的方式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体现出数字红利的特征。为巩固我国扶贫攻坚成果,基于金融视角需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居民数字化素质培养和教育发展。     

内外耦合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数字乡村建设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厘清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来源是有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义。从当前实践来看,我国正处于外源型模式的数字乡村建设初级阶段,具有短期内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可持续困境。随着乡村振兴制度设计的不断优化和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数字技术普惠效应的充分释放,内生式发展逐渐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方案。有别于“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内生式发展”模式更注重内生力量的激发,但同时“内生式发展”模式存在着“动力黑箱”的梗阻。未来要可持续地建设数字乡村,应该发挥外源和内生模式的联动作用,从筑牢乡村的硬件基础、培育数字乡村共同体、优化制度设计理念以及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打造外源与内生耦合的建设图景,为实现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方案。     

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鸿沟”还是“桥梁”？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7031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技术使用发挥了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桥梁”作用。数字技术使用会提高农户迈入共同富裕队列的可能性,该结论对不同数字技术使用目的及使用频率的农户均成立。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模型等方式进行再估计,研究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在考虑数字技术接入地区、受访者职业特征和性别类型等差异后,数字技术使用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中仍发挥显著的“桥梁”作用,但该作用在受访者阶层认同和学历层次两方面存在差异性。数字技术使用对阶层认同为“中”“上”和较高人力资本组受访者的共同富裕实现均具有显著的“桥梁”作用,但对于阶层认同为“下”和较低人力资本组受访者,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认为“能力鸿沟”是制约数字技术发挥促进共同富裕“桥梁”效应的关键,并进一步提出实施“农村居民数字强能赋能行动”,助力农户通过数字技术使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