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恩美对东方主义的构建与解构

谭恩美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美籍华裔作家之一,她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较为典型的东方主义元素,她以华裔女性的视角和双重文化身份夸大了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时又表达了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的愿望,在一定程度解构了东方主义。     

《蝴蝶君》的话语权之争

黄哲伦的《蝴蝶君》以人物聚散的离奇情节与细腻的心理刻画有力地颠覆了东方对西方依存关系的虚假命题。作者在其作品中试图解构东方主义、反击文化殖民并颠覆西方殖民话语权。由于作者的文化身份、成长经历以及他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作品对东方主义的解构是有限的,特别是剧中人宋利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被看作是颠覆殖民话语的一次努力尝试,另一方面角色本身却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固有成见。     

《蝴蝶君》：血染幻象蝴蝶

《蝴蝶君》剧中人物高仁尼因个人性格缺陷,幻想异爱,跨文化交流的失败以及对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使得他对东方＂女＂子宋丽玲一直怀着好奇和神秘感,并一直沉浸在幻想中。高仁尼以这种思维和印象看待东方女子,导致他步步走进了宋丽玲精心设计好的陷阱。高仁尼在幻想和现实的激烈冲撞中难以延续生命,最后以自刎而终其一生。本文试从高仁尼个人性格缺陷,跨文化交流的失败和对东方女子爱情观的误读探究其沉亡之原因。     

《蝴蝶君》对性别和种族的解构

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作品《蝴蝶君》自问世以来广受关注,剧中通过性别角色的转换和种族关系的颠覆来阐述解构主义思想,表达了要求东西方平等相待的愿望。     

《莎乐美》：东方主义之吻

奥斯卡·王尔德以唯美的笔触点亮了《莎乐美》这台戏剧史上的聚光灯,在其光束的辐射范围内,西方的精神世界一览无余,而究其光源正是被视为“他者”的东方主义。由于剧中灵与肉的唯美碰撞,东方主义似乎显得毫不起眼,但事实上,它的精髓游走于整幕剧中。关于《莎乐美》的东方主义解读是学界尚未关注的处女地,而女主人公莎乐美身上折射出来的东方主义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方世界眼中的东方形象。     

《蝴蝶君》：对固定模式的解构

影片《蝴蝶君》所讲述的似乎只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然而对于观众来说却是一部新颖的作品。影片最大的意义在于解构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些固定模式 ,并有助于人们重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从性别解构看《蝴蝶君》的后殖民特色

作为对歌剧《蝴蝶夫人》解构的作品,黄哲伦的《蝴蝶君》解构了东西方传统的性别观,颠覆了西方对东方魔幻化的认识和原有的权利关系,体现了浓重的后殖民特色。本文从剧本名称的性别解构、宋丽玲身份的解构和加利马尔的解构三个方面论述该剧中的后殖民文学特征,为重新阐释这一经典作品提供多角度的思考。     

《喜福会》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都是那些生活在两种文化是的美国华裔作家体验最为深刻的问题之一。《喜福会》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了华裔群体在两种文化冲撞中的生存以及对于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从而表达了作者对中美文化最终走向融合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喜福会》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都是那些生活在两种文化是的美国华裔作家体验最为深刻的问题之一。《喜福会》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了华裔群体在两种文化冲撞中的生存以及对于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从而表达了作者对中美文化最终走向融合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什么没有涉及远东

本文从赛义德的出身背景、研究方法和东方历史三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没有涉及远东:一、限于阿拉伯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深受中东中心主义或伊斯兰中心主义影响,赛义德突出近东、中东,忽略远东,将远东置于东方的边缘地带;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适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东方主义研究;三、西方殖民势力没有在远东(主要是中国)取得长期、绝对的殖民统治。故此,远东不具备东方主义发生的必要条件。     

赛义德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共谋

赛义德及其重构的东方主义从其批判意识出发,通过放大传统东方主义的某些侧面而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重构.赛义德的批判陷入了私人化的误区,导致批判(所指)和批判主体(能指)分裂,因此批判就变成了赛义德自我建构的一种策略,而不再具有它所力图表征的意识形态特权.赛义德和西方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雇员/雇主或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     

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

东方主义研究起于《东方学》,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还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观点与方法。学界一方面在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意义上批判东方主义,扩大与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域;另一方面则反思《东方学》的学说体系、认识论基础及其价值观念,试图超越其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假设,从或东方或西方的文化立场到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从东方主义到全球主义。     

马克·吐温的“东方主义”再思考——以《马克·吐温的中国观》为例

《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四期刊载的论文《马克·吐温的中国观》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展现马克·吐温文化产品中的东方主义。作者用以引证的吐温演说“我也是义和团”中所存在的逻辑悖论和语义重心被“策略化”误读,而这一问题恰恰折射出其论述过程中稀释上下文语境、机械运用理论的弊端。因此,在为马克·吐温的文学粘贴“东方主义”标签时,应该充分对其“非东方主义”的层面给予关注,避免将吐温在某些作品中有关晚清中国人的字面表述简单等同于以中国为“他者”、强化西方中心论的东方主义再现。     

神话的解构:以古典诗词为例

在神话传承的过程中,传统文人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神话思维的承袭,还是对神话母题的解析与重构,其间,传统文人都担负着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使命。但是,延至唐宋时期,传统文人不再斤斤于原生态神话及其变种的转述,而更多地着眼于与神话相关联的思维方式的表露及仙话的开掘,明显地表现出以仙话替代神话的倾向。正是文人的这种创新精神,给神话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内涵,开启了神话演变的新天地。     

赛义德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探析

赛义德在福柯话语意义上理解东方主义,把东方学知识称为“东方学话语”,从而质疑其知识合法性,这是其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核心。赛义德解构东方主义的最大意义不是得出了什么结论,也不是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异常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多元文化如何对话与共生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西方文化传统中 ,有两种“东方主义” ,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构筑低劣、被动、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 ,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精心谋划” ;后者却将东方理想化为幸福与智慧的乐园 ,成为超越与批判不同时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但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 ,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 ,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所表现的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 ,也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鉴的内容     

知识与话语的权力空间: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

“Orientalism”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二是作为文化表述的科学知识;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决定关系,在表面的知识与本质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他者化形象表述、文化利用、本质主义、思想套装、政治行为与帝国意识等这些权力因素在空间内的运作,才使得东方学知识随着历史变化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加固东方主义的话语存在,权力越来越体现其空间化和结构性的特色,亦即某种去中心的帝国本质,这种没有中心的权力可以借用各种因素来实现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完成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的历史体系的构建。     

德里达：解构与理性

德里达因为解构而闻名于世,也因为解构而常常遭到误解。解构不同于批判,也并非是对在西方传统中教养形成的价值和思维方式进行极端而粗暴的摧毁(destruction)。相反,解构应被视作一种狡黠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就是在哲学思想所赖以建立的地面之上无限度地滑动。并非作为某种非理性主义者,也并非简单的“理性的批判”,德里达力图扰乱理性的活动,使之名誉扫地,使之浸入“书写”之中,也就是说浸入虚构、滑稽模仿之中。解构首先是一种复杂化、进行普遍追问的实践。通过返回到文本、表达式、语言行动,解构所追求的是一种实用类型的认识。这样,解构丰富了我们的概念,丰富了我们的理性实践。     

“中国情趣”、中国旅行与东方主义——《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述评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的作者,独出心裁地将赛义德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理论应用于日本,并以谷崎润一郎为例具体分析了日本大正时代的东方主义话语。该书有三个特色:1.不仅指出了谷崎的东方主义话语,而且还明确了他的“西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2.以“中国情趣”为突破口,来探讨谷崎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中国观。3.详细考察了谷崎的两次中国之旅及与中国作家的交流,并分析了中国旅行对他创作的影响。该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对中国读者全面理解谷崎润一郎有较大的参考价值。